民国之前，蒙古至少在名义上是归顺清政府的。民国初建后，清末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重新归于民国政府，而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却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军队包围了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中国官员被驱逐。
其后，在袁世凯民国政府时期，经过与沙俄多次谈判，并先后签订了《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明确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仅如此，１９１５年６月17日，陈箓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一任都护使，兼任库伦办事大员，代表中国施行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在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手里，外蒙尚属金瓯一角，仍在我中华版图之内！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并断绝了对蒙古的外援支持。断了奶的蒙古在内忧外患之下，很快陷入财政困难、社会混乱境地，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开始向民国政府求援。
１９１８年初，俄国新旧两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激战，严重威胁恰克图安全。按照《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北京政府都护使兼库伦办事大员陈毅（非ＴＧ之陈毅）趁机劝说外蒙政府请求中央政府出兵。１９１８年５月２８日，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同意由内地调派骑兵两营、步兵一营，携带山炮、机枪，协助外蒙巩固边防。北京陆军部遂指派绥军骑兵第四团高在田所辖的两营部队从归绥(呼和浩特)出发，经察哈尔进入外蒙，第一批部队于9月14日抵达库伦。
自此，在得到外蒙首肯的情况下打破了《中俄蒙协约》关于“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的规定！
１９１９年６月，外蒙当局面对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势力的威胁，主动向北京政府求援：“求发大军救援”，不仅如此，还明确提出“来军愈多愈速为妙”。陈毅立即电告北京：“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并恳请北京政府“立排困难，积极进行，速派重兵进入外蒙”。于是，北京政府命令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火速率军前往外蒙。
在此情形之下，外蒙取消“自治”形势一片大好，倘若北洋政府能够妥善处理此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海棠叶残，金瓯痛缺的局面了！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西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以为能成为左宗棠做收复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库仑。徐树铮自率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陈毅为此后半生牢骚满腹，认为徐夺其功)，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等“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1919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直皖战争后，段祺瑞隐居津门达四年之久。这四年内，他时刻等待着东山再起。与此同时，直系自作孽不可活，曹锟贿选总统，遂将吴佩孚苦心经营的政治资本挥霍殆尽。而且，一山不容二虎，直奉二系两次大打出手，第一次奉军战败，被迫退出关外；第二次因冯玉祥倒戈，直系惨败，奉系进入北京。无论冯玉祥还是奉系的张作霖，论资望都不足以做国家元首，他们商量的人选一是段祺瑞，一是孙中山。但当孙中山欣然北上后，他们却权衡利弊，出于北洋的门户之见，还是决定拥戴段祺瑞。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所谓“执政”，是合总统与总理为一，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段祺瑞再次上台，成为中华民国的元首，名义上是大权独揽，实际上仅仰奉系鼻息，受制于张作霖和冯玉祥。不过，张作霖和冯玉祥毕竟是北洋系的自己人，忍忍就过去了，段祺瑞最提防的还是孙中山。孙中山应邀北上时，沿途演讲其“国民会议”的施政思想，声明要废止不平等条约。段祺瑞却提出“外崇国信”论，声称中外诸条约均应继续履行。孙中山抱病入京，段祺瑞更是提出召集“善后会议”，以抵制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民会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段祺瑞以脚疾发作为借口，竟然不去参加孙中山的祭奠。
徐树铮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时，委徐树铮以特使名义出洋考察，访问英、德、法、意、美、俄等国。徐树铮在国外得知段祺瑞的处境，十分焦急。他觉得段祺瑞孤掌难鸣，自己必须回国襄助之。他自知身无一兵一卒，乃拟秘密联络张作霖和孙传芳，对付实际执掌北京的冯玉祥。1925年夏，他从美国返回上海，即拜访张謇、孙传芳，商榷收拾山河之计，并致电段祺瑞，拟晋京拜见。段祺瑞深知局势险恶，极力反对他来北京，但徐树铮置之不理，终于北上不归之路。
徐树铮到北京见了段祺瑞，即口称老师，行跪拜大礼，段祺瑞连忙回拜，二人相拥而泣。随后他告诉段祺瑞，关于制裁冯玉祥的办法，他已经和张作霖、孙传芳议妥。段祺瑞心中暗喜，但是嘱咐徐树铮要小心从事。不料冯玉祥早已得到情报。徐树铮乘火车离京返沪、路过天津时，冯玉祥安排下杀局，在廊坊车站命手枪营将徐树铮乱枪击毙。
当初，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即靳云鹏、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其中尤以靳云鹏和徐树铮最为得力，可谓左膀右臂。但靳、徐向来不睦，自徐树铮组织安福系后，两人更势同水火，段祺瑞则倾向于徐树铮，于是靳云鹏日益倒向直系，加上傅良佐身败名裂，吴光新避居日本，段祺瑞所能依赖者，其实仅剩徐树铮一人。如今徐树铮已死，段祺瑞也就丧失了最后的政治资本，彻底一蹶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