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从小就想去巴黎。但他只去过一次巴黎，在法国投降后的1940年6月28日，一共呆了3小时。
希特勒游览了巴黎歌剧院、凯旋门、埃菲尔铁塔、万神殿。酷爱建筑和绘画的希特勒对巴黎向往已久，他在拿破仑墓前长时间停留，而在最喜欢的巴黎歌剧院，他甚至得意地指出，前座包厢旁一个会客厅没有了。在荣军院门前，这个“建筑旅行团”留下了一张耐人寻味的合影，正中的希特勒身着长风衣，脸色苍白，紧紧地挨在他右侧的，是此行的“导游”、帝国首席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
英国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Deyan Sudjic)将此次巴黎之行称为“一次精心设计的施佩尔聚会”。得见巴黎，希特勒圆了“一生的梦想”，现在是时候将另一个梦想——将柏林改造为世界之都付诸实现了，而能帮他完成这个梦想的建筑师，正是身旁的施佩尔。
他遇见了希特勒
施佩尔1905出生于德国曼海姆一个富有家庭，父亲是这个新兴工业城市炙手可热的建筑师。他小时候酷爱数学，梦想成为数学家，但遭到父亲反对，于是决定跟随父亲和祖父的步伐，成为建筑师。他先后在卡尔斯鲁厄、慕尼黑和柏林攻读建筑，1927年获得了建筑师资格。当时正值大萧条，新人很难找到工作，23岁的施佩尔却由于成绩优异得以成为柏林-夏洛腾堡高等专科学校最年轻的助教之一，在他任教的系里，六成学生认同纳粹主义。
1930年12月5日是施佩尔人生的转折点，这天晚上，他遇见了希特勒。
那晚，在一个叫“兔场”的啤酒馆里，希特勒向柏林的大学生发表演说。他在演讲中谈到艺术和建筑：“人不能为了活着而活着。我们无法想象，在没有德国文化复兴的前提下，德国如何再次强大?”
这番话触动了台下的施佩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吸引力就对我发生作用，此后再也没有把我松开……他那种德国南方人的魅力使我愉快地想起我的故乡”。
听完演讲，施佩尔“心乱如麻”。他开车穿过黑夜，在哈费尔河附近一处松林中长时间游荡。
随后，他申请加入纳粹党，并于1931年1月成为正式党员，党证号474481。
当时德国经济萧条，建筑师生涯前途渺茫，施佩尔开始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很快发现，建筑与政治并无矛盾，甚至相得益彰。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从纳粹党柏林大区区长戈培尔手中得到了第一个项目——改建大区党部。施佩尔的设计迎合了戈培尔的要求，进而得到了希特勒本人的赞赏。
1933 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施佩尔再次被戈培尔星夜召唤至柏林，这次他的任务是为这位新晋宣传部长修建新的办公大楼和官邸。他被告知，5月1日，成千上万来自各地的德国人将拥到柏林滕伯尔霍夫机场，参加纳粹党掌权后第一次大规模集会。施佩尔看到会场布置草图，马上自告奋勇设计一个更好的方案，因为原来的设计“既破坏了革命情绪，又伤害了建筑艺术感”，施佩尔的设计获得巨大成功，他在大型活动布置上的才能也开始为人所知。
同年7月，他为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首次代表大会设计了会场。那里发生的一切，在瑞芬斯塔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巨大的旗帜在风中飘扬，聚光灯不断扫过天空，行纳粹礼的游行队伍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此后，施佩尔又为纳粹党代表会场设计了一系列尺寸巨大的建筑，包括一个军事操演场、一个供希特勒作演讲和举行音乐会用的大厅，还有一个能容纳40万人的巨型体育场——按照希特勒的想法，1940年东京奥运会后，奥运会将永远在这个运动场里举行。
纽伦堡工程被认为是希特勒对他的建筑师的一次测试。多年来，希特勒一直梦想着为第三帝国修建一个不朽的首都。他需要一个能替他实现梦想的人。施佩尔就是这个人——年轻，有才华，又能无条件地迎合希特勒的建筑口味。施佩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为接受建筑一所大厦的任务，我会像浮士德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现在我找到了我的靡非斯特。他的诱惑力似乎不亚于歌德笔下的那个魔鬼。”
1933年秋，希特勒委托他的首席建筑师特鲁斯特重修柏林总理府，施佩尔被其指定为助手。几个月后，特鲁斯特因病逝世，年仅29岁的施佩尔成为了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
振兴德国首都建筑总监
无论是在建筑史还是战争史上，施佩尔都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没有人能说清，那些冠以施佩尔之名的建筑到底属于他本人，还是属于他身后的那个“XXX”(希特勒在亲手绘制的柏林建筑草图上的署名)。
迪耶·萨迪奇将施佩尔描述为“希特勒勤勉的仆人”，短短5年间，他就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助教变成柏林改造的总建筑师，并一度被认为是元首的接班人，他的作品集中表现了极权主义的特征。但施佩尔的支持者则认为他的建筑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无论从尺度上还是气质上。
在纳粹德国的权力中心，施佩尔名列第五，前面4位分别是：希特勒、希姆莱、戈林、戈培尔。
但施佩尔与希特勒的私交远胜于排在他前面的几个人。
在希特勒和爱娃聊私己话的时候，如果还能容进第三个人，那就是施佩尔。
在施佩尔回忆录作者约阿希姆·费斯特眼中，施佩尔和希特勒之间“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众多材料表明，有一次去用餐途中，元首曾亲手给施佩尔披上自己那件缀满金质党徽的外套。
“施佩尔每次到访，希特勒都异常兴奋，就如同与恋人相约。”一位希特勒的手下工作人员曾这样回忆。
两人共同绘制图纸，制作建筑模型，常常通宵达旦。
1936年，希特勒正式将改造柏林的任务委托给施佩尔，同时转交的，还有他绘于1920年代的一系列草图，包括两张铅笔素描——柏林大会堂和凯旋门。
施佩尔随即被任命为“振兴德国首都建筑总监”，并在巴黎广场上得到了一间巨大的办公室——历史悠久的普鲁士美术学院被勒令搬走，腾出场地供他使用。
新柏林建成后，作为第三帝国的首都，将会改名为“日耳曼尼亚”。按照希特勒的构思，施佩尔画出了总体规划图。整座城市的总体布局基于两条中轴线。其中最壮观的南北中轴线长近8公里，宽120米——比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宽20米，两端各有一个火车站。南北中轴始于南端火车站，穿过火车站广场上比巴黎凯旋门高两倍的柏林凯旋门，横跨斯普雷河，到达高290米、能容纳15万人的“希特勒圆顶大会堂”，大街在此折而向西，直至北端火车站。沿途建筑全部使用“真实的材料”——花岗岩和大理石建造。
按计划，所有建筑物将在1950年前竣工，届时，在主干大街上将会有盛大的胜利游行，一次盛况空前的世界博览会也将同时举行。
按照惯例，施佩尔为“日耳曼尼亚”制作了巨大的模型，以方便希特勒随时前来查看，模型大概与人胸口齐平，分块组装，可采用聚光灯从不同角度照射，模拟不同的光照条件，建筑物涂上了不同的颜色以代表所用的材料，铅制的玩具士兵在大街上排成纵队行进。希特勒对此非常满意，常领着客人在模型陈列室参观，有一次，他挽着施佩尔的胳膊，眼泪汪汪地说，“您是否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么大的规模吗?日耳曼帝国的首都——只要我还健在的话……”
作为柏林改造计划的一部分，1938年1月，施佩尔开始为希特勒建造全新的总理府，4500名工人分两班日夜工作，1年后竣工。施佩尔为这个长条形建筑设计了一组不断变换建筑材料和色调的房间以及比凡尔赛宫镜廊长一倍的画廊，这意味着国宾和外交官从正门出发，必须走过一段220米的长路，经过4道大门，才能到达希特勒的接见厅。新总理府落成后第65天，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正是在这段长路上耗光了谈判的勇气，最终在《投降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由于二战全面爆发，纳粹经济吃紧，“日耳曼尼亚”计划搁浅，到今天，柏林城市里，施佩尔负责建设的建筑物基本上已经全部被拆除。
2008年3月，“日耳曼尼亚”模型在柏林重新展出，再次引发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战后的历史资料证明，在改造柏林的过程中，施佩尔主导抄查了23765户犹太人家庭，并将超过75000名犹太人驱逐出柏林。
1942年，希特勒将另一项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了施佩尔——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直接主管德国战时经济。有历史研究者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施佩尔事实上操纵着战争这台巨大的机器。
在主管经济的同时，改造柏林的工程一直在施佩尔的监督下进行。他拆除了半条福斯大街，并对柏林的土地进行了专门的承重测试以确保大会堂的修建;战争初期，德军节节胜利，25000名捷克和苏联战俘以及被关押在弗洛森堡等集中营的政治犯日夜劳作，为纽伦堡和柏林的工程提供建筑材料——纽伦堡军事法庭上，施佩尔将这项罪行推卸给副手，后者因此被判处死刑。
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施佩尔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刑20年。在持续了10个月的审判中，施佩尔表现出非常积极的认罪态度，加上他的建筑师身份，以及在庭审中宣称自己在战争后期曾打算毒杀希特勒，被普遍认为是他身为一级战犯却获得轻判的原因。
“父亲塑造的不过问政治的形象是不正确的。他位居纳粹权力中心，也是纳粹政治的策划和实施者之一。”小施佩尔也曾这样对德国媒体表示。
由于纽伦堡审判中苏美英法4国法国准备不足，使得施佩尔成为纳粹权力核心中惟一逃过了死刑的人。根据近年来历史学家的研究，他曾亲自批准了扩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建筑材料;肆意掠夺犹太人的财产，中饱私囊;告密自己的竞争对手;支持迫害强制劳工的恐怖措施。按照现今掌握的证据，他必定难逃死刑的判决。
1966年施佩尔出狱，这是当时轰动世界的新闻事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将施潘道监狱围了个水泄不通。出狱后他先后出版了三本回忆录——均成为畅销书，他将80%的版税捐献给了犹太人基金。施佩尔将自己对媒体和历史学家敞开，1973年，他使用化名前往伦敦接受BBC专访，结果在希思罗机场被扣留了8小时，英国入境处最终同意他在境内停留48小时接受采访。
1981年9月1日，再次前往伦敦参加另一次BBC访谈的施佩尔因心脏病发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