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司马光一生干了三件大事，幼年时期砸了一个缸，将自己的聪颖机灵淋漓展现，接下来小编讲讲他的一些故事。
成年以后编了一部史书《资治通鉴》，一代伟人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到了老年终于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全部废除，让“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人生信条映照朝堂。
北宋名臣司马光
第一件事不用多说。敢于砸缸的司马光自然不是凡人，从小就聪慧过人，受到儒家文化的系统教育，养成了温良谦恭、刚正不阿的性格。司马光在历史上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孟子)，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遵循，一言一行都符合礼节，堪称一代大儒。他关爱民生，对物质生活看得很淡，一辈子粗茶淡饭，衣着朴素，到死都没有改变。可以说在个人操守方面，司马光做到了封建士大夫的极致。
第二件事值得大说特说。司马光是仁宗朝的进士，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当过官。当宋神宗启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时候，“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司马光远避洛阳，开始了十五年的修史工作。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共294卷近400万字，记述了上起战国初期下到五代末年1362年的历史。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评价此书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了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成疾去世。
第三件事不好说。不好说是因为比较复杂，难以三言两语说清楚。一般人都认为司马光是保守派的代表，反对变法，其实面对北宋“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突出、国力日渐颓下的严峻形势，司马光也有变革的思想，王安石变法前的“庆历新政”，司马光是支持的，希望以吏治改革为龙头，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
所以说，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进行改革。王安石设想“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主张大刀阔斧地进行财政、军事改革，“开源”以增加国家财力。而司马光认为天地间的财物，总数就那么多，不在民就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是想方设法与民夺利，害处比加赋还严重。所以司马光更提倡“节流”，主张进行吏治改革，以恪守礼教宗法为准绳，形成节俭清廉的社会风气。
至于司马光坚持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也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背景进行具体分析，它更多指的是古圣先贤“安邦固本”的成熟经验，即“兴教化、兴政治、养百姓、利万物”的人君之道。所以当他看到王安石的变法在某些地方被贪官污吏歪曲利用，成了扰民、害民之法，他就坚决站在了反对变法的第一线。比如“青苗法”，司马光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必须及早废除。
当然，司马光的看法也有失偏颇，他只看到了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却没有看到变法对增强国家财力、军力做出的巨大贡献。宋神宗死后，反对变法的高太后掌权，67岁的司马光重回朝廷中枢，开始以满腔热情废除新法。他打着“以母(高太后)改子(宋神宗)”的旗号，干得很彻底、很偏执，不管效果好与不好，将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青苗法等新法一律废除。就连大家普遍认可的免役法，司马光也拒绝苏轼等人的劝说，坚决予以废除，气得苏轼直骂他“司马牛”!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等到宋徽宗上台，王安石等改革派人士又大受荣宠，王安石被追封为舒王。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309人被斥为“元佑奸党”，被列入所谓的《元佑党籍碑》，碑文由宋徽宗亲笔书写并刻录在石文德殿门上。只要名字列在碑上，活着的人谪贬远地，死了的追贬官职，而且朝廷规定这些人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后代通婚，一代大儒竟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