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凯勒致力于社会主义，源于她作为残疾人的特殊经历，以及她对其他残障者的同情。起先，她简化字母表，使之适合残障者使用﹔但是她很快意识到，单纯地解决失明问题，是治标不治本。通过研究她发现，盲人并非随机分布在各种人口中，而是集中在社会底层。穷人更容易由于生产事故或者得不到充分的治疗而失明。有些穷人沦为妓女，又多了一种因梅毒而导致失明的危险。于是，凯勒认识到，社会阶级制度控制着人一生的命运，有时甚至决定他们是否会失明。凯勒的研究并非书斋式的：“我参观过糖果店、工厂、棚户区。就算我看不见，我也闻得到。”
海伦·凯勒作为社会主义者，是由1909年开始的。在1909年，她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社会党。早在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之前，她就是一位社会激进分子。她本人强调，这并非由于在那里所受的任何教育。俄国革命爆发后，她对这个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大唱赞歌：“在东方，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在痛苦的挣扎中，新秩序从旧的秩序中降生。看哪!在东方，一个男婴降生了!向前!同志们，齐向前!奔向俄罗斯的营火!迎接黎明!”凯勒在她的书房书桌上方悬挂了一面红旗。”后来，她逐渐成为社会党的左翼，成为一名“沃布利”(Wobbly)，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这是一个遭伍德罗·威尔逊迫害的工团主义者联盟。
当凯勒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时，她已经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女性。但她很快声名扫地，因为转向社会主义，从而引起了一场新的舆论风暴。那些曾经赞美她的勇气和智慧的报纸，转而强调她的残障。专栏作家们指责她没有独立的感官接受能力，受制于那些向她灌输思想的人。最典型的是《布鲁克林鹰报》的一位编辑。他写道，凯勒的“错误源于她生理发育的明显缺陷”。
凯勒回忆说，她曾经见过这位编辑。“当时，他对我的恭维是如此慷慨，我都不好意思再提。但是现在，我站出来支持社会主义，他就提醒我和大众，我是一个又聋又瞎、特别容易出错的人。大概，自从见过他以后，我的大脑就缩水了。”她接着说：“哦，《布鲁克林鹰报》太滑稽了，它在社会问题上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我们努力预防盲聋病症，而这个制度正是造成多数盲聋的根源。”
凯勒的后半生主要致力于为美国盲人基金会筹募资金，她坚信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激进的变革，这个信念从未动摇。她支持社会主义者尤金·V·德布斯的历次竞选总统活动。她还在妇女运动、政治、经济方面发表文章。在晚年，她写信给美国共产党领袖'伊丽莎白·G.弗林'———她是麦卡锡时代的牺牲品，当时正在监狱里度过风烛残年：“亲爱的伊丽莎白·弗林，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生日祝福!愿服务人类的美好感受为您无畏的心灵带去力量与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