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因为制空权操于敌人，我方之陆、海军之活动完全受了限制。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只能在夜间出袭。陆军若是白日行动，因无空军之掩护常受敌机轰炸骚扰而前进困难。当时之情形，在白天不但陆、海军缺乏空军之掩护活动极难，就是战场指挥官也在白日行动甚为不便，因为敌机只要见有车辆活动便盲目扫射。
我印象最深刻之一次是我奉蒋委员长之命赴第三战区视察。汽车由南京出发，行至昆山附近时天刚拂晓，为预防敌机袭击，我们取下吉普车车篷，我监视顶前上空，其他随从人员监视左、右、后上空。突然有敌机数架由云层中急降而下，幸而我们事先有所准备，立即跳车，快步藏于公路两旁之稻田或树林中。刚一离车，车身便被敌机机枪扫射命中，损害不重，待敌机过去，我们才继续向上海前进。
淞沪抗战时，我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常奉命至前线视察战况。是时，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是副司令长官。我第一次抵达前线时，礼貌上先拜会战区长官，冯不在，我以为冯外出巡并不在意，与顾副长官讨论战况、敌情后而至前线视察。第二次奉命又到前线视察，我照例拜会冯玉祥，他还是不在。此次，我忍不住向顾副长官说：“委员长要我前来慰劳他，并听取他的意见，何故两次不见？”
顾说冯因为怕空袭，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住在离上海约一百五十里路之宜兴张公洞，除偶尔夜间到战区长官部，白天从未来过，私章交给顾副长官，公事由顾处理。顾告知我，如要见冯，非至宜兴不可。遂乘汽车专程至宜兴见冯，车行约二小时抵张公洞与冯相见。张公洞是石岩洞，面积甚大，可容纳一二千人。我转告委员长慰劳之意后，冯未有何表示，我当时心中忖度，是否第三战区之部队都是中央部队与西南部队，冯指挥不灵而不到战区？我回至南京与何总长（应钦）商量，我以为西北部队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有爱国之热诚又是冯一手造成之部队，他们对程潜之指挥素来不大接受。不如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一新战区--第六战区，由冯负责，兵力若连同韩复榘部至少有十五万人以上。
何总长同意我的说法，我们遂向蒋委员长建议，也蒙采纳。我征求冯之意见，冯亦很高兴。讵料命令发表不久，冯刚乘津浦路北上，韩复榘即有电到中央反对此事，宁愿隶属第五战区（战区司令官李宗仁）。中央之命令已经发表，而韩复榘又表示反对，只好将韩之一部不纳入第六战区。给韩以山东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冯就职不久，宋、石等西北军纷纷向中央密电反对，过去宋、石等在程潜之指挥下虽不太受命，然情况尚称良好，如今对冯甚畏惧而不信任，则事态更形严重。
宋、石等为冯旧部，所以反对他有其道理，譬如冯畏敌机轰袭，指挥所每日换地点二三处，每当换一次地点，全军的通讯网便需变更，所以各军常与指挥所失掉联络而无法报告军情。由此可见他怕飞机是事实，在第三战区时如此，到了第六战区还是如此。
各方反冯之密报皆直接上达委员长，委员长衡量如此发展下去，影响很大。一日召见我，告诉我各方之反应，委员长说：“解铃还是系铃人。”要我打电报请冯回京。
冯回到南京，委员长授意我向他转达他的部下不信任之意，希望他辞职，当我转告冯，幸而他无异议接受，可见冯在第六战区一定遭受困难，才肯辞战区司令官之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冯解职后，第六战区之部队分散至各战区中，当时之各战区计有：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官委员长兼），第四战区（司令官原是何应钦将军，后改为张发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以后，第六战区改设在武汉。
淞沪会战时，军队高度表现了大无畏之精神，人民所表现的也是慷慨捐输。凡部队所需要的无论食物，或是防御用品如麻袋、沙包、铁丝网等无不是无条件贡献，这种爱国热诚无形中鼓舞士气不少，至今犹令我深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