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也称殷商，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接下来本站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由于《封神演义》、《封神榜》等文学影视作品的影响，绝大部分人都将商王朝的覆灭，归咎于纣王帝辛的暴虐无道和昏庸好色。实际上，一个王朝从衰弱到覆灭，往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又哪里是一位君王的责任，更何况纣王虽算不上仁德明君，但也绝不像后世所说的那般不堪。商王朝的覆灭，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商朝末年形势极为危机，内忧外困已到崩溃边缘
一个王朝的衰亡，绝不是一个帝王的责任，虽说纣王帝辛的确有诸多不适，但商朝的衰亡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到商朝末年时，其统治其实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而当时商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源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1、继承制度改革导致的宗室分裂。商朝早期的王位继承制度尚不完善，采取的是“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的继承制度，甚至兄终弟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商汤到帝辛的三十位商朝君主中，有多达十四位都是通过兄终弟及继承王位，这种继承模棱两可的继承方式却，导致王位继承始终处于混乱之中，并最终酿成了“九世之乱”。
于是，从祖甲时期开始，商王朝逐渐以“嫡长子继承制”取代原有的继承方式，同时通过简化祭祀将直系先王与旁系先祖的地位予以区分，此举固然解决了王位传承问题，但却引发了商王与子姓贵族的矛盾。到了帝乙时期，为了加强商王的权威，甚至降低了旁系先王的祭祀规格(原本因兄终弟及的存在，商王五世以内的旁系先祖也是享受祭祀的，但自帝乙开始仅限于直系先祖)，这对于重视鬼神祭祀的子姓贵族来说无疑是个重大打击，结果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2、强化王室集权引起的贵族反对。商朝作为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当时除了宗室贵族之外，还有大量的奴隶贵族。盘庚时期，由于商王朝多次迁都，已经引发贵族的离心离德，进而导致商朝君主的统治遭遇严重掣肘，因而到祖甲时期，他干脆废除了贵族公议制度，从而极大加强了君主集权，但此举无疑引起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
此外，商朝还有一个特殊的贵族阶层，那就是因占卜而诞生的贞人、卜人，他们不仅有着自己的封地，而且由于商朝极为重视占卜，于是主持占卜的贞人和直接占卜的卜人(卜人负责占卜，贞人负责解读并提出意见)，便可通过操纵占卜来干预王朝政事。于是，祖甲便采取了“卜而不贞”的策略，也就是说只需要进行占卜，而不再由贞人再提出意见。如此一来，便使得君王决断不再受占卜的影响，但这无疑触碰了贞人和卜人的利益。
3、上层奢靡腐朽引发的阶层矛盾。商朝历经数百年统治，到商朝末期时，可以说已经是疲态尽显，尤其是上层统治阶层，开始越来越醉心于奢靡享受之中，曾经的勇猛和睿智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却是贪生怕死和自私短见。结果，这不但造成了统治阶层的集体腐朽，更加了底层百姓和奴隶的强烈不满，阶层矛盾已是极为突出。
4、方国实力增强导致的统治危机。商朝是个典型的部落联盟制国家，其内部不仅遍布大大小小的贵族，外部更是有着大量的方国。早期，由于商王朝的强大，这些方国皆臣服于商王朝的统治，奉其为天下共主，然而当商王朝历经“九世之乱”，国力大为削弱之后，那些已经发展壮大的方国，也开始变得蠢蠢欲动。关于这一点，其实从商朝中期以后与周边方国连绵不断的战争便不难发现。
如上，为了延续商王朝的统治，祖甲时期曾大力推行改革，然而这一系列的改革，却引发了商王朝内部的急剧动荡，再加上外部方国带来的威胁，商王朝此时可以说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
帝辛也曾尝试扭转局面，结果反倒加剧了统治崩溃
帝乙去世之后，帝辛继承王位，其实种种迹象表明，帝辛也是有一些作为的，因此在位期间又进行了一系列动作，试图挽救即将崩塌的商王朝。可惜的是，他的做法非但没能缓解王朝灭亡的危机，反而进一步将王朝推向了深渊。
1、进一步加强集权，导致宗室彻底分裂。帝辛兄弟一共三人，其中长兄名叫子启(因封于微国，因而也称微子启)，次兄名叫中衍，兄弟三人一母同胞，只是其母生微子启和中衍时还是妾，成为正妻后才生下了帝辛。本来，帝乙打算立微子启为太子，但太史却认为应该立“嫡子”，于是帝辛成为了国君的继承人，这自然让微子启极为不满。
帝辛即位之后，继续大力加强集权，有意将贵族排斥在权力以外，因而将兄长子启分封到了微国，反而大力提拔外臣飞廉、恶来、费中、左疆等，从而将朝政和军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微子启因不受重用，便跑去找太师箕子、少师比干商量(两人皆为帝乙弟弟、帝辛叔叔)，表示帝辛不是个合格的君主，想要离国而去。
2、以武力恢复威望，结果统治更加崩溃。在解决外部方国威胁方面，原本商朝的政策是剿抚并用，例如武丁时期虽然对沚方进行了征讨，但在对方臣服以后，双方关系便开始缓和，沚方首领沚戛甚至还成为了武丁的宠臣，多次配合商军对外作战。但到了帝乙和帝辛时，却开始频繁对外用兵，试图通过武力彻底征服拒不臣服的方国。
彼时，东夷因为时常侵扰商朝边境，已经逐渐成为商朝大患，为了征讨东夷，帝辛先是在黎国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用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已经逐渐强盛起来的周人，并通过讨伐有苏，稳固了北方边境。之后，帝辛开始掉头东征，倾全国之力意图彻底消灭百余年来的大患，这场战争长达十余年。
然而，由于商王朝的频繁对外用兵，导致周围方国也开始互相结盟，联手对抗商朝的军队，甲骨文中便曾多次出现“三邦方”、“四邦方”的记载。结果，非但没能彻底消灭周边威胁，反而使得商王朝陷入了方国围剿的境地。
此外，频繁的对外征战，对国内经济也是个致命打击，为了支持持续的征战，帝辛在国内疯狂的搜刮，再加上贵族集团的糜耗浪费，导致其统治根基迅速崩塌。而为了防止周人偷袭背后，又在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结果导致与周人矛盾迅速激化。
也正是由于频繁的对外征伐，帝辛与叔叔比干矛盾爆发，比干建议应该先休养生息再对外征战，结果最终因进谏而被处死。而其兄长微子启，则更是在关键时刻逃到了周人那里，将商王朝内部空虚的情况告诉了武王姬发。
结果，就在商朝主力还在征讨东夷之时，西边的周人联合诸多方国对商朝发动了进攻，国内无兵的帝辛只得临时征召奴隶前去迎战，然而由于国内贵族本就与帝辛决裂，而奴隶也不愿再为商朝征战，最终导致这些临时组建的军队临阵倒戈，商王朝就此覆灭。当飞廉在外征战，商王朝已经灭亡。
其实，根据《尚书·牧誓》的记载，周武王伐商时对于帝辛的指控，只有听信妇人直言而对祖宗祭祀不问、轻视遗弃同祖的兄弟而重用四方重罪逃亡之人、对百姓暴虐无道等少数罪责，而这些其实都是由于商王朝后来的改革和频繁对外征战所导致，帝辛或许算不上明君，但也绝不像后世说的那般不堪。
近代史学家顾颉刚在《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中也说，关于帝辛的罪行，其中只有六项出自《尚书》，由于后世对商纣王的跟风贬低，战国增加二十项罪名，西汉又增加二十一项，东晋则增加了十三项，这才导致帝辛的形象恶劣到了如此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