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么做有什么好处?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本站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儒教的产生与国教化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不仅面临着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身合法性变动的压力，还面临着同一时期不同的优秀思想学说的竞争。
本文将首先论述一个基本前提，即儒教属于宗教范畴，再于此基础上将儒教的产生发展与国教化的历程进行说明。
“儒教”存在吗
本文所讨论之话题涉及汉朝的政教关系，此处的教即为儒教，故有必要简单论述一下所谓“儒教”存在的原因。“儒教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引起了多方争论。按照宗教的定义来说，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无论是何种宗教，无论其性质是怎样的，它总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不同的是超自然力量本身而不是这种力量是否存在。对于一个宗教来说，它一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一套阐述系统来表达自身的终极关怀以吸引教徒。
这个思想体系中主要包括创世观(世界的本源)、生死观(人死后的世界)、仪式观(人活着要做什么)。反对者的主要论点就来自于此。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这些直接反映了儒学中并不存在超自然力量。宗教的基本特征是超自然性，即创造一个虚拟的形象，认为它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能拯救苦难的民众，使将其作为信仰的人得以解脱，哪怕今世不行还有来生。
而儒学更重视的是“仪式观”，基本倾向是入世的，强调自身修养的重要性，以平治天下为最后归宿。其强调的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追求自我和社会的完善，而不是由神明来主宰一切;且儒家思想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把希望寄托给今是而不是来生。故儒学还称不上是一门宗教。
这种争论的点都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所谓的儒教与儒学并不是同一种概念，我们今天所说的儒教并不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孟学说，而是有教典、有教义、教团、教主、交规、崇拜对象，有创世观及生死观的宗教实体。
在孔子之前的商周时代，国家就有一个以“昊天上帝”为至高神信仰的正宗大教，即国家宗法性传统宗教，也有人称之为“前儒教”。孔子虽未在崇拜对象和信仰上大做文章，但其也曾说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生德于予”，没有否定既有的上帝信仰;而孟子继承了孔子学说中的天地观，曾言“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甚至有信仰性更强的话“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说起上帝，很多人认为是基督教独占性的使用，基督教还没有来之前，我们的《尚书》就提到过“上帝”。它说的是“至高无上，宇宙造化”之源。
儒教对于死后世界的解释也是一个完好的阐述系统。周子云：“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儒教对于人死后的基本理解是鬼神一气，鬼神魂魄皆气，气散人死，魂升魄降。综上所述，儒教已具备一团体可称为宗教的基本特征。同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思想也从一派学术思想上升到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高度。故如此，笔者认为儒教是存在的，其存在的具体时间本文不予讨论，但在两汉时期，儒学确确实实是以宗教的形式存在的。
儒教的产生
儒教的崇拜对象中以昊天上帝最大，同时辅以其他自然神(山川河海)、圣贤神(文庙)、祖宗神(宗亲祭祀)、英武神(武庙)崇拜的多神教。这种崇拜在上文所述的前儒教时期已然形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儒教成为官教之后，除了对昊天上帝的敬畏之外，上到皇帝，下到平凡人家都保留且重视传统的宗祠祭祀：著名的文官(尤其是大儒)如孔子、朱熹、王阳明等死后都在各地修成了祠堂;传奇的武将(关羽)也在死后得以拥有自己的武庙。
儒教的等级制度在其崇拜对象范围内已有体现，信奉的是有等级有次序的多神体系。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造了儒学。他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整理六经。在六经中虽然带有孔老夫子其个人的观点，但总体来看也只是使此教教义与教理系统化、书面化而已。周游列国时期的孔子将春秋战国时代称为“礼乐崩坏”时期，他及他身后的弟子们，本质上是一群寻找信徒的传教人士，同时他们担负起了发展儒教学说的重任。
西汉初年，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恢复因战争而损害的经济社会生活。在此政策下，汉朝的国家政权得以巩固，经济也在稳定中得到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整个国家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地方诸侯势力抬头，皇权遭到地方割据势力的严重威胁，再加上外敌随时可能伺机而动。
内忧外患下，汉武帝迫切需要一种统一且强有力的统治思想来统一意识形态，改变这种现状，实施积极有为的手段以巩固皇权统治。建元六年，汉武帝即下令全国各郡各举孝廉一人，并亲自出题，让贤良才子们应对。董仲舒即当时应试的贤良之一。
面对问题他没有过多考虑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昔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与汉武帝之所想不谋而合。汉武帝采纳了董子的建议，即后世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王权的正统思想。在此引出李申先生的观点，“本文认为，儒教不仅存在，而且有相应的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