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是千古名句，他不仅会打仗，更会治理国家，那么面对“十民九官”的历史遗留问题，他是怎么解决的?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本站小编一起看下去。
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的第2年，虽然已经贵为天子，但李世民并没有感到轻松，朝廷面临着种种困局，稍有不慎，唐帝国就会土崩瓦解。
这天，房玄龄受命进宫面见唐太宗，李世民开门见山地和他讨论精简机构、裁撤冗官的问题。
按照历史规律，朝代存在的时间越长，朝廷官员将会越多，但是，此时距离唐朝建立只有9年，为什么会需要裁减官员呢?
此事还要从唐高祖李渊称帝的历程说起。
隋朝末期天下大乱，各地的起义军此起彼伏，隋炀帝杨广派兵到处平定叛乱，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就在隋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李渊在晋阳宣布起兵，当时李渊的目标非常清晰，率领大军直逼隋朝都城长安。
从617年7月在晋阳誓师起兵，到617年11月李渊率军攻破长安，中间仅有4个月时间。
在反抗隋朝的起义军中，李渊的实力并不是最强的，但他是最聪明的，迅速占领隋朝都城，拥立隋炀帝之子为傀儡皇帝，这为以后登基称帝铺平道路，这是特别值得夸赞李渊的地方。
但是，李渊是如何做到快速兵临长安的呢?
起兵初期的李渊麾下只有3万将士，为了能够达到快速攻取长安的目标，在晋阳到长安的路上，李渊遇到强悍的隋朝守将尽量绕道，避免战争减慢进军速度。
与此同时，李渊迫切需要扩充军队，依靠麾下猛将赢得战争胜利，主动写信招降沿途起义军首领，对这些人给予丰厚的赏赐，比如冯翊农民军首领孙华、鄂县起义军首领李神通。
总之，唐高祖李渊在进军隋朝都城过程中，一半是战场上硬碰硬杀出来的，另一半是许诺丰厚封赏换取的“加盟让路”。
公元618年6月，李渊扶持的傀儡皇帝隋恭帝宣布禅让皇位，李渊在长安城太极宫正式登基称帝，国号为“唐”，定都长安，史称唐高祖。
李渊虽然坐上皇帝宝座，但是属于他掌控的土地非常有限，拥兵割据的豪杰都虎视眈眈，连绵不绝的战争在所难免。
李渊是非常聪明的，他不仅将眼光放在“武力攻城取地”上，还尽可能兵不血刃地扩大地盘和实力，也就是主动吸引各路豪杰前来归降。
既然是吸引他人投奔，李渊开出的条件必须是充满诱惑力，许诺给予高官厚禄，几乎都是指定州县赏赐给他们。
正因如此，唐高祖李渊为安置这些追随的豪杰，导致唐朝的州县数量超过隋朝时期的2倍，唐朝地方官员众多，有“十羊九牧”的说法，意思是10个百姓当中有9个都是当官的。
站在李渊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说，他的选择是非常睿智的，李渊就是靠战场取地和收服人心，这才有了打造盛唐的基础。
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国情，每代人都有特定的使命，需要的是与时俱进解决它。唐高祖李渊遗留下来的问题，始终是需要解决的，这就看唐太宗李世民的智慧了。
实际上，唐太宗面临的局面更加触目惊心，在经历隋末唐初的战乱后，百姓为躲避战乱背井离乡，遭遇饥荒洪水灾害人口锐减。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初期，朝廷登记在册的户籍数与隋朝的户籍数相比，竟然不到百分之一，直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唐朝户籍上的人口才恢复到隋朝时期的十分之一。
因此，在唐太宗登基的第2年，他认为朝廷政府机构过于庞杂，重点是官员冗积，唐太宗决定启动“精简机构、淘汰冗官”的大事，由于事关重大，唐太宗请房玄龄等人来共同讨论。
首先，唐太宗向众位大臣说明淘汰冗官的重要性，这段言论堪称经典。
《贞观政要》记载，“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
意思是说，国家实现有序治理的根本办法，最重要的是审慎用人，准确衡量每个人的才干，根据才能大小授予官职，务必尽可能减少官员的编制数量。
对此，唐太宗还专门引用《尚书》中“任官惟贤才”，主要是说明任用官员一定要选择贤才，此外还说要做到“官不必备，惟其人”。
《贞观政要》记载，“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
综合起来，唐太宗认为，选用官员关键在于得到真正的贤才，如果能够选拔到这样的人，虽然官员人数不多，但是使用起来就足够了，相反，如果是无能的人尸位素餐，即便是再多的人也不能发挥积极作用，这些人在霸占着官职，就像是在地上画饼，是不能真正吃饱肚子的。
在《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意思是，1000张羊皮的价值，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珍贵，我认为用来形容朝廷官员数量非常合适，数量多并不代表高效，关键在于选拔的人是否优秀。
房玄龄出身名门世家，从小便博览经史、善于谋略，在把握关键大事上能力突出，与杜如晦并称为“房谋杜断”，是唐太宗极为倚重的名相，位列凌烟阁24功臣。
房玄龄知道唐太宗的用意，按照旨意拟定全新的官职和实际需要的官员数量，京官最初有2000余人，裁减后只剩下643人，裁员比例超过三分之二。
不仅如此，经唐太宗敲定，地方行政机构也大量裁减，唐朝共划分为10道、300余州、1500余县。唐朝经过这次大张旗鼓的“精简机构、裁撤冗官”，为唐太宗实现贞观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
唐朝在这次“裁员”之后，从官场吏治、王公百姓、生产贸易等方面全都呈现出勃勃生机，在《贞观政要》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贞观政要》记载：“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意思是，裁减后的官吏大部分自我约束、清廉谨慎，就连王公贵族和符号家族都害怕天子威严、小心行事，不敢有欺压底层百姓的行为，社会治安突然变好，商人在路上来来往往，也没有盗贼打劫侵扰，百姓家中的牲畜自由行走在田野间，百姓不用害怕盗贼、夜不闭户。
也许，这段记载对唐朝当时的情况有夸大成分，但是贞观年间吏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与唐太宗初期裁减冗官的举措是分不开的。
元朝时期有位名叫戈直的学者，他对唐太宗“缩减官员数量”的政策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唐太宗这样做至少有四个好处。
一是建立精心挑选官员的制度，可以保证皇帝不会错失有才能的人;二是官员数量少，朝廷可以保障充足的俸禄供应，不会拖欠官员俸禄，这样就不会担忧官员从百姓身上搜刮民脂民膏;三是官员数量少更容易保证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不会出现权力交叉，相互推卸的情况;四是官员数量少会避免相互之间的无事生非，减少官僚系统的内部消耗。
戈直对唐太宗“省官”措施的这段评价，可以说是鞭辟入里，对于后世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唐太宗在“精简机构、裁撤冗官”后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是显而易见的，但并不是每个朝代都能实现唐太宗的效果。
在明朝晚期，朝廷曾经也开展一次规模宏大的裁减官员，但是效果却奇差无比，这是为什么呢?
唐朝紧迫需要裁减官员，算是历史上的特殊情况，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像明朝这样，经过王朝长时间的积累，朝廷供养的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导致财政难以支撑，不得不采取裁减措施。
到了明朝晚期，朝廷每年需要供养的皇亲多达10万人，这些都是在朝廷俸禄册明确列明享受俸禄的人，按照明朝当时的财政收入，皇亲们每年要消耗掉2年的全国农业税，相当于40%的国家税赋都为皇亲发放俸禄。
与此同时，明朝朝廷还需要供养1.5万的京官，这些人的俸禄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面对如此艰难的财政现状，明朝决定启动裁员来摆脱“艰难处境”。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朝廷没有裁减消耗大量税赋的皇亲和京官，而是选择裁减基层官吏，比如说驿站的小吏。很显然，驿站小吏的俸禄远不及京官，更不可能与皇亲的俸禄相提并论，这样的裁减政策没有出现积极效果，反而带来一堆的后续问题。
比如说，朝廷减少驿站的数量和小吏数量，导致驿站的服务水平直线下降，进一步导致很多官员不愿长途跋涉放弃基本的巡视检查，懒政惰政现象更加严重，直接影响朝廷对社会的治理。
明朝相比唐太宗，到底差在了哪里呢?
唐太宗在启动裁减冗官之初，首先是拿秦王府旧部的官员开刀，也就是常说的“刀刃向内”。
要知道，秦王府旧部是唐太宗的嫡系，在唐高祖李渊在位时期，李世民带兵南征北战，这些秦王府旧部都是当年舍命跟随的名将谋臣，在玄武门之变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李世民能够坐上皇帝宝座，这些人功不可没。
如今，唐太宗要开始裁减官员，首先拿这些亲信嫡系开刀，唐太宗用实际行动践行“裁员不避亲”。
反观明朝的裁员，只裁小吏不裁皇亲，名义上是精简机构、裁减冗官，实际上是药不对症，结果，不仅没有解决堆积的财政问题，反而是将社会矛盾激化。
同样是“裁减冗官”，明朝朝廷与唐太宗相比，云泥之别立判。
纵观古代历朝统治者，虽然朝代的发展，都会出现“官职冗滥”“吏员冗滥”问题，一般都会通过精简机构、裁减冗官的方式摆脱困境，解除朝廷面临的治理危机。
但是，在制定并推行“淘汰冗官”的措施时，往往需要注意是否对症下药的问题，唐太宗李世民对于官员数量和质量关系的辩证论述，极为深刻，值得后世思考学习，唐太宗“省官”思想也充满执政管理智慧，这种刀刃向内的决心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