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解冻，是指因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实行去斯大林化和和平共处政策后，苏联政治和文化上的解冻现象。该名称因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1954年发表的小说《解冻》得名。
简介
赫鲁晓夫解冻(俄语：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转写：Khrushchovskaya Ottepel)是指因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实行去斯大林化和和平共处政策后，苏联政治和文化上的解冻现象。斯大林时期对社会的监控和压迫得到了解除，大量被流放古拉格劳改营的政治犯被释放。
赫鲁晓夫于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了“秘密报告”，对前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
任期内，他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各领域均为活化，文艺获得解冻。
同时，赫鲁晓夫积极推行农业改革，使苏联的民生经济得到改善。
在冷战中，赫鲁晓夫领导苏联与美国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峙，曾多次访问美国。1962年，他策划的古巴导弹危机一度使苏联和美国站在核战争的边缘，但最终危机得以平息。
20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恶化，撤销了对中国的援助计划。
但赫鲁晓夫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苏联经济体制的问题，从而使这一经济体制进一步僵死。
背景
长期以来，苏联的传统观点一直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完成阶段，到30年代后半期，苏联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宣布，1937年苏联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可以说，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结构(斯大林模式)，是发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和雏形。
斯大林的这一模式的基本战略决策是，把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要求放在第二位，只给予低标准的满足，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资源，把国家高速建成社会主义强国。
当然，不可否认斯大林时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斯大林模式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当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发展之后，仍继续沿袭这种体制，显然是战略上的失策。
到50年代，问题暴露了出来。
虽然工业发展很快，从1913年到1950年增加了12倍，但是农业却徘徊不前，只提高了40%。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某些方面还有所降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农业集体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1953年，全苏人均粮食产量仅为432公斤，低于1913年的540公斤。城市中，副食供应不足，多数消费品质量低劣。农村情况更差，有的农庄的工分只有几个戈比。
面对这一现实，赫鲁晓夫执政后，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旧框框。
他首先从农业入手，采取了三次重大改革措施：一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二是大规模开垦荒地，扩大播种面积，种植玉米，增加粮食产量;三是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
赫鲁晓夫
1961年10月，在苏共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二十二大”决议和苏共新纲领，提出了以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各种经济杠杆以及加强经济核算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改革思想和方向。《纲领》强调指出：
“为了动员内部潜力，更有效地利用基本建设投资、生产基金和财政资金，必须在国家计划任务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业务独立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在采用先进技术和更充分地利用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和兴趣”;“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经济领导将依靠对高生产指标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是争取共产主义斗争中的伟大的创造力量。”
《纲领》提出的上述三项原则，标志着苏联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利别尔曼建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18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谈到苏联共产党的新纲领，并宣布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决策重大问题时的主观盲动性。
特点
在坚持中央集权的同时，扩大地方权限。
将中央部门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地方获得较大的自主权。
从1954年到1956年，赫鲁晓夫首先把近15，000个企业由中央交给加盟共和国管理，中央部属企业仅留3/l0。此举便把斯大林时期的体制中中央与地方管理企业的比例，倒转了过来，为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经过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批准，赫鲁晓夫在1955—1960年，不断扩大苏联各部部长、地方领导人、企业经理、厂长直至工段长和工长的权力;还批准各加盟共和国拥有对本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劳动生产率、财政资金、银行贷款，劳动工资、工农业产品价格、运输费、劳务费标准等方面的决策权，使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指标作出修改。
最后，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机构在政治方面的治理权：
曾先后撤销司法部和内务部，将其职权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撤销苏共“十九大”决定的、由苏共监察委员会派驻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不受地方约束的全权监察代表;把组织法院和诉讼程序的立法权，以及通过民法刑法的权限，划归各加盟共和国，使地方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有权监督劳动机关的活动。
以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则，改组政府机构。
这是赫鲁晓夫时期政治改革的重要特点，也是这一时期政治改革中很有特色的尝试。他的主要做法有两条：
(1)根据生产区域的生产内容和距离生产现场的远近，决定废立行权管理机构。
早在1956年，赫鲁晓夫就按照上述原则在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发达的乌克兰没立钢铁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在盛产石油的阿塞拜疆设立石油工业部，在有色冶金的哈萨克斯坦设立有色冶金工业部。
苏共“二十大”之前，还根据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则，简化行政和管理机构，紧缩编制，裁减冗员75万。1957年，还从同一原则出发，撤销了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140多个部。其中，在全联盟的28个部中，只保留了航空、国防、无线电、造船、化工、电力等6个部。
(2)根据尽量有利于一地区企业协同生产、利用本地资源的原则，改革行政管理机构。
赫鲁晓夫为了采取“比较灵活的管理国民经济的形式”，克服同一经济区内各部门扯皮的现象，1957年，把各专业部和主管机关进行管理的组织形式，改为分区管理的形式，即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
他撤销了原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部，在全国，按经济行政区设立105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后来根据实践，又将105个经济行政区合并为47个经济行政区，设立了47个国民经济委员会。
赫鲁晓夫
改革干部队伍的结构，规定干部任期，限制干部特权。
赫鲁晓夫明确提出，必须淘汰那些只了解马克思主义理沦、不会解决经济问题的干部。他说：
“我们需要熟悉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的干练的、内行的干部，”不是“没有学识的草包。”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方面，把大批受过专门教育的科技人员派往基层，充实和加强第一线领导，另一方面，大胆提拔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从而使干部队伍结构有了很大改变。
至1958年，85%以上的区党委书记和76%的农业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受到过高等教育或在高等学校肆业。至1963年，州和边疆区的工业党委书记中有98.6%，农业党委书记中有96.2%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大多数是专家，有很多副博士和博士和一半以上的市委、区委工业生产党委书记受过高等或中等技术教育。
赫鲁晓夫时期在改革干部结构的同时，还对党的干部任期制度实行改革。
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增添了有关党的干部任期和党的各级领导成员定期更换的条文。该条文规定：“在选举党的机关的时候，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
根据条文，上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下至区委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的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两届，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及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卜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1/3，党的专区、市、区、基层党组织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1/2。
通过这项改革，使党的领导队伍处于经常更新的状态，这样就能使更多有知识、有能力的党员走上领导岗位。据统计，1963年在改选过程中，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州委会的成员更新了—半以上，市委会、市属区委会选出了75%以上的新成员。由于更新，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大大提高。
限制干部特权，是赫鲁晓夫时期对干部制度的又一改革。赫鲁晓夫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
废除了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们(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等)的相当大的“津贴”;撤销了各机关(最高机关除外)的秘密疗养院和休养所网，限制研究所所长、部的司局长、工厂的副厂长等用公家汽车进行各种各样旅行的特权等。
发展社会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赫鲁晓夫时期在政治改革中，反对个人迷信的动机不纯，有些方法也欠妥。但是，不可否认，反对个人迷信是符合苏联社会发展需要的，是符合苏联人民心愿的，也是扩大社会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必然要求。在这方面的具体做法有：
(1)反对个人专权，扩大社会民主。
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党内担任第一书记不久，就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清除个人迷信，恢复“党的领导的列宁主义准则”，取消了中央第一书记个人专权的工具—一“内务办公室”和“特工局”，恢复政治局在确定大政方针方面以及书记处在领导日常作工方面的职能。
在这之后，他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如：
取消内务部军队军事法庭和内务部特别会议，废除中央和地方国家安全机关的一长制，削弱内务部的权力，把在斯大林时期的体制中居于党和人民之上，成为个人专权工具的因家安全机关加以改组，将它置于党的监督之下。
与此同时，积极扩大社会民主。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的体制中形成的专靠国家机关管理的状况，进行了某些改革，注意加强社会管理和群众管理。
他在苏共“二十一大”宣布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劳动人民苏维埃，增加地方苏维埃代表180多万人，他发动群众参加讨论诸如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等重大改革措施：
取消对外国电台的干扰，公布了许多不应被封锁的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件和档案资料，恢复少数民族迁返故乡居住、治理的自治权，颁布在全国国营工农业企业中设立常设生产会议的条例，对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实行群众管理，改善国家组织，将国家机关的部分职能交由群众团体履行。
(2)平反冤假错案，稳定社会，保证改革进行。
早在1954年，赫鲁晓夫就已采取措施，成立苏共中央主席团调查委员会。
1957年6月，他通过苏共中央授权各地州一级党委，为“二十大”前因个人迷信破坏党的生活准则而被开除的党员(这类党员需是在“二十大”召开时向大会提出过申诉的人)查证恢复党籍。结果，50%的申诉人被恢复党籍。从1953—1956年，苏联全国释放了10%以上的囚犯，其中大多数是政治犯，取消了2/3的西伯利亚劳动营。到1960年，苏联许多城市关闭了监狱，这年仅莫斯科就关闭了3个监狱。
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数以万计在“大清洗”中无辜受害的高级干部和著名文学艺术家、科学家以及各阶层的人士被子反，恢复了名誉。自此，除1953年处决贝利亚以外，赫鲁晓夫在列宁逝世后的苏联开创了不杀政敌的新风。这一系列方针和措施，使赫鲁晓夫为改革推行的方针、路线争得了人心，原先在斯大林时期的体制下潜伏的不满得到了缓解。
赫鲁晓夫
结果
赫鲁晓夫继承的斯大林的经济遗产是一副烂摊子，无论是农业经济或者是工业经济。在斯大林时代，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强迫农民实行集体化，农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然而，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仅仅是将下放生产自主权给农民，而没有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更没有对官僚政治机构进行改革。就是下放了的自主权，也没有交到农民手中，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官僚的特权。
赫鲁晓夫的工业经济改革也是举步维艰。他实行广泛的分散制，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结果是，工人和农民的命运一样，都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权力。厂长是工厂的主人，而工人仍然是被雇佣者。
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未能激发起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更不可能改变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也曾对官僚主义进行批判，对官僚主义犯罪进行制裁，但这些都是依靠个人权力进行的。他的改革没有给人民带来经济上的实惠，也没有给人民带来政治上的权力。
而他的改革却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官僚集团对他的仇恨和人民群众对他的不满，为赫鲁晓夫政治生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赫鲁晓夫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的改革成了他失败的罪证。1964年10月，企图以个人力量战胜苏联庞大官僚体制的赫鲁晓夫，黯然离开了政治舞台，赫鲁晓夫改革就此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