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曾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
根据最近出版的已故学者樊百川的研究，洋务派“借法”30多年，共兴办了60个使用机器的近代企业，总计投入经费约5300万两。其中军事工业21个，创办及历年增添设备经费约1500万两，其他近代企业39个，投资3700万两。以30年计算，平均每年2个，投资170余万两。如果再加上在洋务派影响和特别批准下，以官督商办名义兴办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不过共有120余个，合计投资约5800万两，平均每年4个，投资不及200万两。这样的数字不仅根本无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即使与起步差不多同时的日本相比，日本截止1892年的25年中，最后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总计资本2.89亿余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资本1100余万日元，约合中国银两700多万两，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在洋务派“借法”活动的这同一期间，全国全部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包括以官督商办名义依附于洋务派“借法”活动的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和其他各种情况的民族资本企业，先后共兴办了近300个，资本共约1000万两以上。其中以官督商办名义依附于洋务派“借法”活动的，有60余个，资本共约500余万两。其他各种情况的，约二百二三十个，资本共约500余万两。这就是说，民族资本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企业，一半的资本，是与洋务派的“借法”活动有关，而其余五分之四的企业，一半的资本，不但并非洋务派的“借法”活动所促成，而且正是在洋务派“借法”的垄断活动排挤下，以托庇于洋人和其他势力(如广东顺德的缫丝厂托庇作为封建宗族祠堂财产等)的办法，在崎岖的道路上挣扎生长出来的。这后一类企业，个体规模虽小，数目却较多，分布行业面尤较广，且一般都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不像洋务派“借法”活动所办企业以军事为中心。
我们可以把洋务活动期间兴办企业的情况概况几条：
第一、洋务活动不是清朝廷号令全国一致举办的活动，而是个别官僚经朝廷批准兴办的活动，在全国发展极不平衡。反对洋务活动的顽固派官僚势力很大。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居中驾驭，以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为原则，并不在乎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从始到终，洋务派旨在引进机器方面下功夫，并不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尤其不注意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始终以纲常名教的中学为体，以西方的船坚炮利为用;以对付国内人民的反叛为主，所谓“御侮”的实质含义，只是维护条约体系所产生的“和局”，遇到列强挑战，只能俯首称臣，屈辱的条约只能一个又一个签订，损失国权无数。
第三、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借用洋匠，却不借用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完全利用传统的官办局厂的办法，委用官员管理，大量插用私人，多领干薪，用士兵充当工人，生产不计成本，产品不投入市场，资金难以为继。
第四、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多采用官督商办体制，控制并监督了商人投资的积极性，利用官许的专利，实行行业垄断，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洋务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与李鸿章所谓“裱糊破屋”的本意是相违的。洋务活动没有能够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在短时期内大规模地在国内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称他为“洋务运动”是名不副实的。所以，我是主张使用洋务活动或者洋务新政这样的名词的。
依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单纯从中国近代早期现代化的历程来看，洋务活动期间，特别是它的后期，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上是有价值的，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