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受周恩来接见
傅冬菊1924年出生在太原，她的高中、大学时代，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期，父亲在前方抗日，她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在重庆过着清贫的生活。
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就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号角社”，受过周恩来接见。中学毕业后，傅冬菊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她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和共产党员接触更多了。这个时期，她的思想进步很快，把抗日救亡、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为平津地下党提供很多便利
1945年，傅冬菊应聘进入天津《大公报》成为记者。不久，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从1946年底到1948年秋，平津地下党员常到天津大公报社找傅冬菊，多数是开个“路条”到沧县泊镇去，因为当时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在那里。傅冬菊每次回北平都要想办法多拿点华北“剿总”的信笺。有这么一张信纸，陈塘庄附近的国民党岗卡见了就放行。有时地下党同志缺少路费，她就给他们凑足。
在父亲身边“卧底”
傅作义在抗战胜利后，希望国家能和平建设，但又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打内战“以尽职责”。
1948年，为争取北平和平解放，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精神，傅冬菊被调到傅作义身边工作，以照顾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
傅作义此时对女儿在他身边工作的真实职责，已有所察觉。1948年11月，傅作义从南京开军事会议回到北平后，问傅冬菊：“你认识不认识那边的人?”傅冬菊反问：“那边是指谁啊?”傅作义说是共产党，傅冬菊回答试试看。傅作义口述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傅冬菊要用笔来记，傅作义说不能用笔记，要用脑子记，电报大意是自己不愿再打内战了，自己还有多少部队，多少架飞机，还提出要共产党派人来北平和谈等。
穿针引线助父亲下决心起义
中共通过傅冬菊与傅作义建立了直接联系。傅冬菊对促使傅作义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例如，每天要交换情报，共产党方面要了解傅作义怎么想，傅作义也要弄明白共产党给他和部下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所以，傅冬菊经常在傅作义身边。此时，傅作义思想上有一些顾虑，他担心被作为投降处理，心理上接受不了。傅作义还要了解他的部队和干部具体怎么安排，都通过女儿向中共方面了解。傅冬菊回忆说：“那时因为我很年轻，有好多问题，我有的答不上来，所以共产党那时领导我的人经常给我写个小纸条，很小的小纸条，写得密密麻麻的，怎么回答，让我掌握分寸，生怕我分寸讲得不对。”
此外，傅冬菊还将自己所能知道的情况，包括父亲每天的情绪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在傅冬菊等人的劝说下，傅作义从1948年12月中旬到1949年1月中旬与解放军进行了三次和谈，傅作义最终决心起义。1949年1月21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国民党军华北总部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由西直门开入城内。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震动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创造的解放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它使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