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发明家爱迪生首次演示了一种装置，总共八秒钟的“玛丽有只小羊羔”的歌声成为世界录音史上的第一声。“会说话的机器”成为了19世纪最让人振奋的三大发明之一。第二年开幕的巴黎世界博览会立即把留声机作为时新品展出，连当时的美国总统海斯都情不自禁地在留声机旁转了两个多小时。
不过初期，爱迪生的录音机推广并不理想。他原本是想把这种圆筒式录音机作为听写机来推广，结果这个计划遭到了所有靠记录老板讲话吃饭的秘书们的一致反对，不幸夭折了。但录音机却在音乐市场找到了用武之地，人们只要买一个录音圆筒，就可以从家里的录音机上欣赏到各类音乐，这种发明改进了欣赏音乐的方式，一时间极受追捧。
然而也有人对此不感冒，著名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萨就是其中一位。他的《星条旗永不落》《华盛顿邮报》等曲目始终是许多军乐队的必备节目，至今仍被世界各地的管乐队频繁上演着。他也因此得到了“进行曲之王”的称号。
大名鼎鼎的人总是个性十足，军人出身的苏萨最讨厌的就是录音，尤其是不允许别人录制他的音乐。他曾放出话来，就算是托马斯•爱迪生带着他的新发明留声机来找他也没用。
可爱迪生还真就来了。
一次阅兵式上，苏萨指挥着国家军乐队正在激情演奏，观众席上的爱迪生偷偷地用自己的新发明录下了军乐队这原汁原味的演奏，继而又发行了该曲的唱片。此时的唱片已成了20世纪初期录音音乐的主要载体，正式步入了寻常百姓家中。
但这一偷录已属典型的盗版行为，需负法律责任。当得知自己的音乐被偷录时，苏萨很生气，很直白地指出：“当你靠我的东西赚了钱时，我也想要分一杯羹。”而爱迪生一方则认为自己并没有剥夺作曲者之前已经得到的任何东西，反而刺激了乐曲的销量，扩大了作曲家的知名度，所以并不应该把发行唱片所得的利益再跟苏萨分享。
因为当时唱片行业刚刚起步，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以参照，双方各执一词，也都有各自的道理。一番争端诉至国会，国会作出了对双方都有利的裁定，这场争端终于得以平息。1909年，美国国会对著作权法提出修正案，确保了作者可以从作品的机械性复制中得到报酬。具体到唱片业，只要唱片公司向作者或著作权人支付了费用，他们就可以发行唱片。同时，这项法律也赋予了唱片行业一定的权利，公众则受惠于更低廉的唱片价格、更优良的品质和更多样的选择。通过主张音乐家的权利和鼓励在一定意义上“盗版”他们的作品，音乐家、唱片生产商和公众都成了受益者。
双方皆大欢喜。苏萨所领导的国家军乐团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乐队，军乐和军乐队从此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他的乐队此后曾四次在欧洲巡演，并在全世界巡回演出中达到了事业的巅峰。1973年，苏萨入选美国伟人名人堂。音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平民化，世界进入了唱片时代，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的爱迪生也因为自己的发明而赚得盆满钵满。
有时，所谓的“犯错”也是种进步，爱迪生的“盗版”反而推动了法律的完善和新的利益模式的产生。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间，新的行业兴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