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有载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文明时期。在小农经济时代，传统社会地位的排列为“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出自《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这种思想深深地灌注在社会意识形态中，也植根于社会大众的心里。
自古以来，天下读书人的最高梦想莫过于金榜题名，光耀门楣，匡扶天下。《论语.子张》中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为“仕”意在考取功名，步入官场。然而十年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谋得的官职，以九品居多。由九品往上，最高为宰相，其间的升迁转折，又岂止区区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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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清朝，想要升到“正一品”大员有多难呢?专家表示，其间难度超出你的想象。清代的官制，文武有分，文职最高为内阁大学士，官阶正一品。众所周知，清朝不设宰相，以宰辅代替。若身兼大学士与军机大臣的职责，就与宰相无异，如果只有大学士的职位，那就是空有宰辅之名。但成为宰辅的前提，都是要成为内阁大学士。
排除破格晋升，正常情况下，能够成为大学士的汉人，多为左都御史、协办大学士、各部尚书，若是满洲贵族以及皇亲国戚，就不受晋升制度的限制。清朝尚书的官阶为从一品，大学士为正一品，然而看似晋升近在咫尺的官阶，正常晋升所需的时间可能远不止十年。
清朝沿用明代内阁制，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开设内三院，包括弘文院、国史院、秘书院，三院分别设有一位大学士。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设满、汉大学士，兼任各部尚书。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大学士同时兼任殿阁，以殿阁名加大学士称号命名，比如中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
雍正时期，大学士为正一品。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调整大学士殿阁兼衔，改为三殿三阁。同时，大学士人数有限制，最多6人，通常有4人，多从左都御史、六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中进行挑选。就品级来说，能够晋升为大学士的都是从一品。
清代堂官采取满汉双轨制，六部尚书共12人，都察院左都御史2人，协办大学士2人。看似升任大学士的几率比较合理，其实，能够由从一品升任正一品的少之又少。六部尚书、左都御史的调动以平级为主，六部在行政级别上是相当的，不过政治地位区别较大。地位高低依次按照吏、户、礼、兵、刑、工的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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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低位的尚书被调任到其他部门，实际就是升迁，反之，则是降级。不过，如果是平级调动为多个部门尚书，也属于晋升，比如和珅，一人担任户部、吏部、刑部三部的尚书之职。清朝时期，担任尚书职位数十年的官员不在少数，比较顺利的是升调吏部或户部。
能够升任大学士的人，要么德高望重，要么功勋卓著，而被革除大学士一职的，大多是有重大过失，而这种情况也非常少见。也就是说，大学士岗位的流动率很低，饱和度也很高，在其位的人，通常会一直任职，直到退休。
同时，相比于左都御史和六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在晋升时享有优先权。所以，成为协办大学士可谓是晋升大学士的捷径。而兵部、刑部、工部尚书，成为大学士的机会更是渺茫，他们必须先晋升为吏部、户部、礼部尚书，才有可能得到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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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品升到正一品，难点还在于年龄。从初入仕途，到升为尚书，对大部分人而言，也算是平步青云了。晋升迅速的，官至尚书时也是迟暮之年了。清代进士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升至尚书时也在五十岁以上了。
年轻官员晋升为大学士的例子很多，不过这只针对满族而言。尤其是在乾隆时期：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27岁就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和珅担任文华殿大学士时，年仅36岁。
而从一品的尚书升到正一品的大学士到底有多难?从清朝的一位著名汉臣——刘墉的亲身经历中就可以知道了。 刘墉，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考取进士，时年32岁。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升任左都御史，之后长期徘徊于左都御史、直隶总督、吏部尚书的职位。历时十六年，终于在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升为正一品体仁阁大学士。
而刘墉是历史知名的贤明宰辅，备受皇帝的宠信，官至正一品尚且如此困难，可见普通官员的升迁之路何等艰辛，又何论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