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明朝嘉靖年间持续40年、战火波及整个东南沿海的“嘉靖大倭乱”，鸦片战争前的清朝不仅没有倭患，倭寇也“老实”。当然，这“老实”是有原因的。
这一时期，德川幕府统治日本，出于稳定自家权位的考虑，厉行“锁国”政策：除长崎外，日本对外的港口全数关闭，偷渡更是死刑大罪。只有大清、荷兰等少数国家的船只，可以在长崎进行贸易，还要遭到严密监视。这样的锁国体制恰恰铲掉了倭寇作乱的土壤，但拼命锁国的日本与大清之间，看似井水不犯河水，却也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洋铜贸易。
清朝统一后，进入了长久和平期，但一件大事关乎着大清稳定：铜钱。要发行铜钱，就需要大量的铜。清朝的产铜地集中在云南等地，且产量有限，运输困难。这事每年稍耽误一会儿，极有可能就是要命的“钱荒”。而日本岛虽小，但金、银、铜等金属产量丰富，而且对大清的各种货物需求量也极大。怎么办?交换吧。
所以，大清与日本心照不宣，开始了“洋铜贸易”。每年大批清朝船只从宁波、广州等港口出海，满载着生丝等货物直奔日本，以换取大量优质铜。虽说“康乾盛世”时代，大清朝对海外贸易高度紧张，但对“换日本铜”的买卖特别宽松，商船甚至可以不顾相关禁令，带去大批重要宝货。对这项关乎财政稳定的买卖，清朝的态度实在太开明。
这开明的态度，也造就了一段后世几乎遗忘，当时却红红火火的中日贸易盛况。从1683年至1840年，中国商船累计从日本赚走了3.8亿斤铜。对于双方来说，这是一笔持久双赢的生意，双方当然也就尽力维持，和平也就不难。
最重要的是，号称“漠视海洋”“闭关锁国”的清朝，在“康乾盛世”年代里，曾拥有一支威震东亚海洋的海上力量。主力战舰“鸟船”长50米以上，装备大型火炮30门以上，这样凶悍的炮船，在清军水师里有60艘之多。如此凶悍的战舰，不但在战场上出威风，在康熙年间还曾作为“封舟”，每隔几年就去册封琉球，威慑力十分强。既然如此，周边哪家“邻居”敢轻易造次?
然而，让人叹息的也正是这事。随着清朝的稳定，曾经的“鸟船”大多被清朝废弃。到了乾隆年间，清军最“巨无霸”的战舰，竟只有11丈(约36米)长。随着一批手工业图书在大清被禁毁，清军水师的造船、造炮技术也大步倒退，导致装备精良的越南海盗后来居上。从乾隆晚年到嘉庆年间，越南的海盗船在广东至浙江的海面上大肆烧杀抢掠，气得乾隆、嘉庆父子俩恨不得将其赶尽杀绝。
但到了战场，由于越南船大炮多，清军的沿海水师每次都是能躲就躲，以至于稍有点钱的沿海商民，都得自发配备船炮和海盗死磕。如果不是嘉庆五年(1800年)，越南海盗船在海面上遭遇飓风，外加越南国王主动铲除海盗势力，这支曾叫清军躲猫猫的海盗不知会折腾大清多久。
可是，大清海军不给力，就算没有倭寇，就算靠运气熬走了越南海盗，待到鸦片战争打响，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依然躲不及。被轰开国门的清朝，随后陷入了落后挨打的深坑。没有“倭寇”的大清，终为漠视海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