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12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艘载人飞船，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航天员加加林送入了太空，开创了人类进入太空飞行的新纪元。
1962年的2月20日美国成功进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约翰·格林被送上太空并停留近5小时。
1966年7月中国的探空火箭把名为“小豹”的小公狗送上离地面70千米的高空，并成功返回。紧接着，又在当年把名为“姗姗”的小母狗送上高空，同样成功收回。
1966年春，国防科委召开了关于载人航天的论证会，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汇报之后指出：中国在加快人造卫星研制的同时，宇宙飞船的研制工作也应该逐步开展起来。就这样，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在逆境中艰难起步。
尽管很快就受到“文革”的冲击，但载人航天事业在逆境中不断前进。科研人员参考美国和苏联的各式飞船，最后决定以美国第二代飞船“双子星座号”为蓝本，设计中国第一艘宇宙飞船。
1967年9月，经中央专委研究决定，中国第一艘宇宙飞船定名为“曙光-1号”，钱学森为技术总负责人。1968年1月，钱学森主持召开“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设想论证会”，对“曙光-1号”飞船方案进行全面论证，形成飞船初步方案。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国防科委向中央上报了实施载人飞船的方案，报告提出我国第一艘飞船计划于1973年年底发射升空。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这样，“曙光-1号”飞船的研制正式启动，代号“714”工程。
后来，1971年9月发生众所周知的情况，“714”工程被暂停，毛泽东说：“载人航天的事先暂停一下，先处理好地球上的事，地球以外的事往后放一放。”就这样，“曙光号”飞船被搁浅。
1986年3月，代号“863”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应运而生。载人航天再次被提上日程。在当时，载人航天发展的路线无外乎两种，一是飞船，二是航天飞机。
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美国，他们的第一次载人航天之旅，走的都是发射宇宙飞船的技术路线，宇宙飞船方案也臻于成熟，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是，美国自六十年代末实现载人登月后就放弃了宇宙飞船的研制，美国“哥伦比亚号”和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接连升空，航天飞机大放异彩。
于是，我国在研究航天方案的时候，有五种方案是航天飞机，只有一种方案主张搞宇宙飞船。认为“航天飞机方案”大大优于“飞船方案”，指出：“载人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手段已经处于衰退阶段，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中国的载人航天应当有一个高起点。搞飞船做一个扔一个，不但不能争光，还会给国家抹黑。”
正当中国要走航天飞机的技术路线，似乎就要尘埃落定了。然而，很快峰回路转，钱学森再次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
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在向中央报告航天飞机方案的同时，也呈送了一份给已退居二线的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钱学森只在报告上写了“应将飞船案也报中央。”就是钱学森的这九个字，迅速改变了几乎已经板上钉钉的航天飞机技术路线。
钱学森是学飞机出身的，他的硕士、博士学位都是研究飞机的，“卡门-钱近似”公式就是著名的飞机理论，在空气动力学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作为学飞机出身的专家，钱学森当然清楚航天飞机更先进、可以重复发射等优点，但钱学森也很了解中国国情。航天飞机高度复杂，是由200多万件零件组成的高度复杂的航天器，非当时的中国科技条件所能企及，而且研制航天飞机需要巨额资金。钱学森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搞载人航天，还是应该走飞船之路。飞船是一种经济性好、技术难度不大而且很成熟的运输器，中国已经掌握了返回式卫星的回收技术，完全可以用于飞船回收，因此搞飞船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在钱学森的建议下，航空航天部组织了“航天飞机与飞船的比较论证会”，经过思想的碰撞和务实的分析，专家们逐渐取得一致意见，中国是载人航天工程，要从飞船起步!
事实证明，钱学森的论断是正确的。美国每架航天飞机的设计寿命应是20年、100次发射，但美国的5架投入使用的航天飞机总共才发射了100多次，每次发射的成本也被实践证明远远高于设计之初。此外，机毁人亡事件的一再发生更是令人惊慌错愕不已，美国有14名航天员在航天飞机失事中丧生。俄罗斯制造了3架航天飞机，然而仅飞起过一次，因为飞行成本太高，到了九十年代根本就飞不起来了。20世纪末各国航天飞机计划纷纷下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