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东方，流浪了两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得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犹太国”。但他们并不知道，在吞下诱饵的同时，自己已经成为日本人砧板上的“河豚鱼”——鲜美，但含有剧毒。
1938年12月5日，东京。
应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要求，日本首相近卫文、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兼通商产业大臣池田成彬，齐集一堂，举行内阁会议。会议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讨论到深夜，多方争论不休，最后终以典型的东方人的方式达成共识。
一个代号“河豚鱼”的计划正式出炉。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日本将与在华犹太人合作，以帮助犹太人在哈尔滨完成“复国梦”的条件，换取犹太人对日本战争的资金支持。
苦难的开始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大批在俄国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流亡到中国，逐步聚居到哈尔滨。到20世纪20年代初，哈尔滨的犹太人增至两万余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大批金融、工商、律师、医生、文化、艺术界犹太精英的到来，也迅速推进了哈尔滨的发展。这个原本是小渔村的地方，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已变成了与京、津、沪、杭相媲美的大城市。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历经种种苦难，终于在遥远的东方，获得了一个相对宁静的角落。
但这种暂时的平静，被日本人的入侵彻底改变了。
1932年7月起，滂沱大雨连下27天，松花江水暴涨，江堤决口，市区全部被淹，到处一片汪洋。一时银行停业、商户关门、电话断绝，整个哈尔滨变成了一座水中孤城。道外、道里区十余万罹于洪灾的难民蜂拥至南岗、香坊等高地，大多露宿于乡间田野，衣衫单薄、无一物覆盖者多矣。风雨中，啼饥呼寒之声不绝于耳，其状惨不忍睹。
犹太人社区在犹太社团的组织下，成立了救护队，对难民进行紧急救助。8月末，洪水渐退，然而虎列拉、猩红热、白喉、麻疹等传染病又大规模爆发。犹太社区又组织医生考夫曼等五人参加哈市防治霍乱小组，对灾民进行救治。
天灾尚可应付，但人祸则完全力不从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灾正是人祸之结果与反映。
是年2月5日，日军多门第二师团攻占哈尔滨。日军进城之后，烧杀抢掠，外来侨民亦不得幸免。犹太人因为其经济实力雄厚，更成为日本人眼中的肥肉，很快日军便“接收”了大批犹太企业商号。
哈尔滨的白俄流民看到机会来临，立刻依附于日本宪兵队，成立所谓“俄国法西斯党”，宗旨就是要消灭哈尔滨的犹太人。他策划了一系列绑票杀人勒索案，主要针对犹太富商。被绑架并且撕票的，有中央大药房的老板科夫曼，以及中国大商人穆蔚堂等。
其中最著名的绑架案是所谓“谢苗·卡斯普绑架案”。8月，犹太青年钢琴家谢苗·卡斯普从法国学成归哈，被白俄法西斯分子绑架，向其父勒索30万赎金未果而惨遭杀害，引起群情激奋，但凶手最终无罪释放。
亚伯拉罕·考夫曼，面对此情此景，不由得悲从心来：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恐怕要面临一场无法避免的浩劫。
事实仿佛正在印证考夫曼的担忧，犹太人的企业一家接一家被日本人抢收，住宅和建筑物被日本人占为己有。针对犹太人的烧杀抢奸屡屡发生，很多犹太家庭陆续逃离这座城市，到上海或者其他中国城市，少数人甚至宁可回苏联也不愿待在日本人控制的地盘上。两千多年来犹太人经历的苦难，仿佛又轮回回来了，一切似乎都是在劫难逃。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日本人从魔鬼变成了天使，突然对犹太人极为友善，温情脉脉一团和气。
“化敌为友”
变化始于1934年，日本外交刊物上刊登了钢铁大王鲇川义介的文章《一项邀请五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该文在日本出版界和犹太人刊物上被重点推介，日本国内的反应相当积极。鲇川义介撰写此文并非偶然，其实是放出了一只试探性的气球。
在此之前，他频频与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松冈洋右、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举行秘密会晤，以及多次会见安江仙弘、犬冢惟重、口喜一郎等少壮派人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满洲”的建设问题，话题时常转到犹太人上面。而这篇文章，其实是这帮日本“满洲”派实权人物、工商企业界巨子，以及“犹太问题专家”共同炮制的产物。
“满洲”丰富的矿藏和原料、广袤的土地、尚未开发的巨大空间，这些都被日本觊觎已久。当年日本对沙俄发动日俄战争，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沙皇控制下的广大而空旷的中国东北土地。1929年国际性经济崩溃冲击之后，随之而来的世界性大萧条，使得东京决策层更加渴望得到“满洲”，从而解救危机。这其中实力最强大也是呼声最迫切的当属关东军“满洲派”，他们力主回归传统方式，要求在大陆扩张，第一步便是攻占“满洲”，建立扩张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