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任队长
清朝咸丰九年(1859)，李鸿章经兄长引荐入曾国藩湘军幕府，协办军务，与已定都天京(今南京)的太平天国作战。
次年，太平军攻克苏州，直接威胁到上海(时名松江府)的清朝官绅和驻沪外国列强。署理江苏布政使吴煦，和买办出身的苏松粮道杨坊，遂雇佣美国人华尔(F.T.Ward)组成“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因武器先进、指挥得力，“洋枪队”战绩颇佳。
同治元年(1862)初，时任江苏巡抚薛焕，批准“洋枪队”更名为“常胜军”，由吴煦任督带，杨坊会同华尔为管带，实际上指挥权仍归华尔。
同年中，李鸿章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保举，率新近组建的淮军，履新江苏巡抚。对于“借师助剿”策略，他是积极支持的。
但以“理学”著称的曾国藩，却有保留意见，对华尔颇为反感。李鸿章特致信直接上司，陈明“全神笼络”华尔，实为要“常胜军”为官府卖命、与洋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打压非曾、李嫡系的吴煦。由是得到恩师的认可。
是年秋，“常胜军”与太平天国战斗于浙江慈溪，第一任队长华尔阵亡。
二、第二任队长
华尔死后，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接任“常胜军”管带。这第二任队长更为跋扈，与吴煦、杨坊也渐生裂痕，竟然于同治二年(1863)初，殴伤杨坊，抢走饷银。
李鸿章借此将白齐文革职，且一并处置了异己人士吴煦、杨坊。经中外方多次磋商，由英国人戈登(Charles Gordon)出任“常胜军”新管带。
当年夏，心有不甘的白齐文投奔了太平天国，在苏州得到慕王谭绍光的接见，还改名为“白聚文”。随后白齐文召集旧部，抢夺清军炮船，设法购买军火，在天京拜见忠王李秀成，也得到了很高礼遇。
此间，太平天国在与湘军、淮军和“常胜军”的对峙中，愈来愈处于下风。加之白齐文旧疾复发，所能够指挥的队伍有限，而放弃苏州、天京，全力北伐的正确策略，又不被洪秀全所采纳。故而在报经谭绍光批准后，他解散了所辖部属。
谭绍光在确认戈登给予安全保证之后，礼送白齐文赴沪就医。到达上海，白齐文在英文报纸发文，声明丝毫没有背叛太平天国。美国领事担心他再生是非，将其送至日本治疗，不许返华。
在天京被清军攻破之际，白齐文潜回中国，招兵备械，意图支援，这让官府颇为紧张。同治四年(1865)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军余部在福建漳州驻兵，即前往投奔，被已得到消息的清廷厦门海关俘获。
白齐文被抓，消除了李鸿章和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的一个心头之患。同年6月，在自福州押解至苏州的途中，白齐文于浙江省兰溪县“舟覆溺毙”。
三、第三任队长
同治二年(1863)秋，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兵临苏州城下。几次进攻受阻后，李鸿章决定“智取”。
“常胜军”第三任队长戈登，通过间谍了解到，参与守城的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等人，与主帅谭绍光素来不睦，遂定下招降纳王之计，为李鸿章所采纳。
几番密谈后，双方达成投降契约，纳王刺杀谭绍光、献城降清，官府则保全郜及部下性命并予以封赏，戈登作为担保人。不久，郜永宽等人趁城内议事之际，刺杀了慕王谭绍光，打开苏州城门迎接清军，太平天国第二重镇就此陷落。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了戈登的意料。李鸿章在营中设计杀死郜永宽等八名降将，并进一步诛杀了城内数万已放下武器、毫无防备的太平军。
李鸿章的背信杀降，彻底激怒了招降计划的“担保人”戈登。在携枪到处找李鸿章算账未果后，戈登声明要其下台，否则就率“常胜军”反攻淮军，交还太平军已占城池。李鸿章则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就此事做了百般辩解。
接着，戈登公开拒绝清廷的万两赏银和头等功牌，并拒收李鸿章事先承诺的七万洋银犒赏。数月之后，清军攻陷常州，“常胜军”解散，部分精锐和大部装备编入淮军。戈登返回英国之时，仍然拒收赏银。
此后，戈登与李鸿章未再谋面。戈登凭籍在中国获得的巨大声誉，后来在非洲做了“全苏丹总督”，最终于1885年战死于喀土穆。
四、“迂腐”与“变通”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对八旗和绿营的摧枯拉朽之势，证明了清廷正规军队的腐败没落和不堪一击。湘军、淮军等民间武装随之兴起。“洋枪队”应运而生，与此同理。
在接触第一任队长华尔之初，李鸿章也循“天朝上国”的惯常思维，认为其为“蠢然一物”，而“常胜军”“均系外国流氓”。但现实中的作战成果，却令巡抚大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李鸿章系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朝廷高级文秘)，可谓少年得志。但直到咸丰九年入曾幕之前，事业上无甚建树，“书剑飘零旧酒徒”是其自嘲写照。
然而李鸿章并非一介迂腐书生。作为刚刚“自立门户”、负有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他主动摒弃“仇夷”思维，忘掉圆明园被焚之耻，选择“变通”策略，积极与“常胜军”合作。在抵沪之初能容忍华尔的无理拒见，也就顺理成章了。
反观华尔，出身于美国西部牛仔，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打造出一支近代化军队，在逻辑上也断不可说他仅是一个西洋无赖，因为一定的军事专长和管理才能是必须具备的。身为雇佣军的首脑，在大雇主李鸿章面前保持桀骜不驯的“本性”，倒可以评价为“迂腐”了。
第二任队长白齐文的“坚定”立场和人生际遇，更能凸显李鸿章截然相反的“变通”思维。
在雇佣军合约的执行环节，拖延付费显然更符合雇主一方的利益诉求。这是白齐文伤人抢饷的客观原因。在被李鸿章解职后，白齐文转投战争市场中另一“大客户”太平天国，如愿谋到一份更好的雇佣军合约。
先是镇守苏州的慕王谭绍光，接纳他成为太平军的“洋兄弟”，后在天京得到忠王李秀成的礼遇，又组建了自己的小支部队。此时的白齐文应该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得到了官府所未能给予的满足。也可推测，太平天国“履行合约”情况，较之于清廷要好很多。
基于“诚信”履约的“迂腐”观念，亦或是出于报答“知遇”之恩，因战争形势恶化和个人病痛原因，白齐文在遣散队伍，冒险返回上海后，登报声明从未背叛太平天国。这让李鸿章们情何以堪?在日本治病期间，更是多次潜回中国，直至积极投奔太平军余部时被俘。
白齐文于押送途中船沉淹死，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人为所致?充满悬疑。而李鸿章的“嫌疑”不小，因为他有动机、有条件，也比较符合“情理”和逻辑，当然这并无确凿史料予以证实。
第三任队长戈登在苏州杀降事件后，与李鸿章的激烈对立，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军人的强烈荣辱观和西方社会的守诺理念。他最终命丧非洲喀土穆，也与此“迂腐”信念有关。
彼时驻沪的外国领事馆，代表西方列强和外国侨民，签署了一份决议文件，严厉谴责李鸿章，指责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清廷之内也有官员看不过如此“变通”，上折要求处理李鸿章。
由是观之，李鸿章最终以晚清“裱糊匠”闻名于世，位居“第一重臣”，功业超出乃师曾国藩，与其稔熟“变通”、奉行“痞子手段”(雷颐语)有莫大关系。其身前生后的质疑和毁谤，也是无法避免的了。
故《清史稿》论曰：“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五、后人评说
当然，前述队长们的所作所为，背靠殖民主义列强，视生灵如草芥，最终为谋取一己私利，损害清廷主权和帝国利益，应予指摘，也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李、曾、左、张之洞中兴四大名臣，挽朝廷于既倒，延续大清半个世纪的国祚，对于当时世人和中华民族而言，幸也不幸?只能见仁见智了……
最后附带说明一点，李、曾、左、张四人均为彼时科举制下的知识精英，“学历最低”的左宗棠是举人，其余三人均为进士——张之洞还是同治二年(1863)的探花。
2017年，那张著名的互联网大佬乌镇聚餐照，再次向公众展示了学霸们的功成名就和惺惺相惜。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读书无用论”可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