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不乏优良的海港，但在历史上却一直是大陆型的国家。近代以前，北中国(长江以北)没有一座海港城市，其南北交通也主要依赖於运河。而朝廷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淤塞港口，并令沿海居民内迁。这跟我国历史上，北方人长期居统治地位也有着很大的关联，“南船北马”是我国过去南北交通方式的巨大差异。北方人不善於航海，并对海洋带有先天性的恐惧心理。
满清入关之后，更是如此，满清是以骑射而取得的天下，其武力的自信就来源於骑射。如果任由汉人在其不擅长的领域发展的话，将会丧失自己的武力自信，继而危及自身的统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长期奉行禁海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国最能跟海洋民族扯上关系的是闽粤人，据《明神宗实录》记载:“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海外贸易)为命。” 而诞生於闽海地区的明郑政权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具有海洋型的政权，面对抗清事业的屡屡失利，明郑政权也曾几次欲向海外拓展空间。
据《台湾通史》载：初，罗马神父李科罗在厦传教，(郑)成功礼之，延为幕客。当是时，华人之在吕宋(今菲律宾北部)者数十万人，久遭西人苛待，诸将议取吕宋为外府。成功使李科罗至马尼拉，说吕宋总督入贡，而阴檄华侨起事，将以舟师援之。事泄，西人戒严，集兵马尼拉，毁城裂寨，以防窃踞，而华人已起矣。鏖战数日夜，终不敌，死者数万人。或驾小舟至台湾，多溺死，成功抚之。而吕宋仍俶扰，又虑郑师往讨，乃命使者随李科罗乞和。诸将欲问罪，未出师，而成功病革矣。
永历二十年(1666年)八月，吕宋总督遣使者来聘，且贡方物，令宾客司礼之。使者求设教(传教)，永华(陈永华，即陈近南)不可。(郑)经命以中国之礼入觐，且申通商之约，毋遏贡，毋虐我华人。使者唯唯。二十六年(1672年)春正月，统领颜望忠、杨祥请伐吕宋，侍卫冯锡范以为不可，虑失远人之心，遂止。
三十七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发铜山，会于八罩屿，以窥澎湖。(刘)国轩守之，再战而败，林升、邱辉、江胜、陈起明、吴潜、王隆等皆战死，烧没军舰大小二百余艘。国轩知势败，乘走舸，入东宁(台湾)，告急。(郑)克塽大会文武，议战守之策。建威中镇黄良骥请取吕宋，提督中镇洪邦柱赞之，愿为先锋。(冯)锡范将许之，国轩力陈不可，乃议降。
从上述史料记载，表明从郑成功到郑经再到郑克塽，都曾有袭取吕宋岛以为基业的打算。然而，为何明郑政权却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呢?
其一，明郑势力强盛时期，志在北上抗清，而无暇向外拓展势力。郑成功收复台湾，亦是在其北伐南京遭受重挫之后。为解决军队后勤给养，才听从何斌之建议，收复被荷兰侵占的台湾。而郑成功於收复台湾的次年便急病而亡，明郑政权便陷入一段时期的内乱。以及满清的“迁海令”(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等政策的影响，而使得明郑政权补给异常困难，势力便渐渐转衰。
其二，明郑政权败退台湾之后，已欠缺远征吕宋岛的能力。1663年，满清勾结荷兰围攻金门、厦门，郑军节节败退。次年三月，郑经被迫放弃闽南沿海，而退守台湾、澎湖。而台湾，直到明郑政权投降之际，汉人的人口才近二十万。明郑政权能有效控制的区域，也仅局限在今台湾的台南、高雄一隅。而台湾的大部分区域仍为土著的势力范围，并与明郑政权屡屡发生冲突，明郑政权的实力已可想而知。而据有吕宋岛的西班牙仍属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的日不落帝国，且经营菲律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根基深厚，并不易攻取。
其三，明郑政权的航海技术及武器装备等整体上落后於西方。至明清之交，无论是在航海技术还是在武器装备等方面上都已落后於西方。明郑政权的航海与贸易的范围，仅能局限在今东南亚及日、韩地区(郑和下西洋，也需凭借季风与洋流，而并不具备环球直航的能力)。而西方国家却早已开启大航海时代，并作全球贸易。再则，明郑政权的武器装备(火器等)也不如西方，能收复台湾，也是仰仗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及台湾本地人的协助。而袭取吕宋岛，并无此方面的优势可言。
其四，明郑政权丧失稳固的后方，易致使军心变乱。明郑政权图谋袭取吕宋岛，多是在极度危难之际。而此时，若大军强取吕宋岛，后方易遭满清偷袭，而吕宋岛又不能猝拔。进退两难之际，军心最易变乱，这也是明郑政权的顾虑所在。若是南明能守住江南半壁，而使郑氏水军有稳固的后方、持续的兵力与物资的补充。再徐图而进，袭取吕宋岛为基地，继而与西班牙、荷兰争夺南洋，才或有胜算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