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题词·评语”部分记载了一段词学公案，系关于郑文焯和况周颐中谁的填词成就更高。论辩的一方是吕贞白，另一方是施蛰存、沈宗威和陈兼与[声聪]。首先将四人原文抄录如下：
况蕙风骂大鹤，嫌过分。组下捧大鹤，亦嫌过分。我殊不喜大鹤，绝非门户之见，实以词才乏重、拙、大耳。(下略)——吕贞白
大鹤词境清疏，非蕙风可及，吾从蛰翁。——霜柯沈宗威
大鹤尚有《杨柳枝》咏梅云：“到地春风不肯闲。南枝吹尽北枝残。吴宫多少伤心色，占得墙东几尺山。”何尝不重、拙、大?大鹤藻思哀感，复精声律，造诣在鹜翁、蕙风之上。吾亦从蛰翁。——兼与
舍按：昔年以《花间》二选就正于吕贞白先生，先生以为清词芜杂，允宜有一选本。然于余评论蕙风、大鹤二家词语，大不以为然，遂签注右所录语。嗣后霜柯沈宗威及陈兼与丈见之，颇不以吕言为是，各有附识，为余张目。今附录三家言于此，以存此一段词论公案。
郑文焯和况周颐同在清季四大词人之列，若以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蒋春霖、朱祖谋五人为清词一流作家，则郑、况两人均为二流中之佼佼者。二人词风，本不相同，强行论定高下，实无必要。但二人的词风都有一定典型性，扬郑抑况或扬况抑郑，背后可能反映的是评论者的词学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况两人之高下，似可深入探讨。
一
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论辩双方似乎都把“重、拙、大”作为评论的标准：吕贞白认为郑文焯词不够“重、拙、大”，陈声聪则反驳说郑词中也有“重、拙、大”的。本来词体只是对汉语古典诗歌的格式进行了限制，在风格上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认定某种风格(“重、拙、大”)为高，与之相反的(“轻、巧、纤”)就是不好，恰恰是一种门户之见，吕贞白自称贬低郑文焯“绝非门户之见”，妄矣。
“重、拙、大”的填词主张，系由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力主，一般词学爱好者大概也是从况周颐那里首先见到这三个字的;但最早标举这三个字的是端木埰，后来为王鹏运所继承，况周颐则是从王鹏运手中接过这一主张的。这一主张的提出，有其时代背景在。其时正值常州词派如日中天，常派论词，推崇晚唐五代北宋初期的小令，认为其符合儒家诗教;其中最极端的，专宗晚唐五代，如陈廷焯竟说“晏、欧已落下乘”(本书中引)。在填词方面，他们于是刻意模拟《花间集》，其为首者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这一路径比较需要“天分”，倘才力本不出众，勉力为之，则不免落入无病呻吟。王鹏运讲“重、拙、大”，并在自己的填词实践中遵循，乃是在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中的纠弊补偏之举，后人评论前人作品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词作的准绳，并无道理可言。
二
另一个有趣之处，则是双方似乎都默认况周颐的词符合“重、拙、大”，盖因这一主张确实是在况周颐手中发扬光大的。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其实颇为可议。
先来看况周颐论词。《蕙风词话》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一般性主张和具体评词之间的矛盾：理论上标举“重、拙、大”，实际上又每每称赏尖新小巧的字句。在此仅举一例。《元草堂诗余》载刘天迪《虞美人》：
子规解劝春归去，春亦无心住。江南风景正堪怜，到得而今不去待何年?
无端往事萦心曲，两鬓先惊绿。蔷薇花发望春归，谢了蔷薇又见楝花飞。
况周颐说：“‘解’字亦为之有精神。”实际上这个“解”恰恰是全词中最刺眼的一个字，因为这首词的好处乃是浑然天成，如“江南风景正堪怜”、“无端往事萦心曲”等，都是前人反复说过的意思，而作者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便觉无字句可摘。而“子规劝春归去”也是诗词中常见的说法，这里偏偏加上一个“解”字，突兀地加强对子规的拟人效果，反而破坏了全词浑然天成的特点。但况周颐不知何故，特意摘出此字加以赞赏，实际上是在推崇一个并不十分高明的炼字，和其“拙”的主张相悖。
既然况周颐在品评他人词作时违背“重、拙、大”，那么况氏自作不能符合其词学主张，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若单以“重、拙、大”为标准，则况周颐非但远不及王鹏运，甚至比不上朱祖谋。我们对比两人的同调名作：
连夕东风结苦阴，通明帘幕却偎衾，病躯无复酒怀侵。
止药强名今日愈，探芳越减去年心，月华人意两冥沉。(朱祖谋)
一晌温存爱落晖，伤春心眼与愁宜，画栏凭损缕金衣。
渐冷香如人意改，重寻梦亦昔游非，那能时节更芳菲?(况周颐)
这两首词写的都是一种无法确指的哀愁(朱祖谋在另一首《浣溪沙》中明说“酒悲突起总无名”)，可以说题材相近，但风格却差异很大。况词写的是一个人在室内目睹夕阳落下、春光不再、入夜渐冷，涌起对时光流逝的莫名伤感，其基调是轻柔的。一个未经世事而心思细腻敏感的十五六岁少年，也能写出这样的词来。而朱词则充满了韶华已逝、百忧如捣的沉痛，其风格字句，竟神似杜甫，这是词里面从来不曾出现过的一种境界(谭献说蒋春霖是“倚声家老杜”，虚妄之论也，此处不拟展开)。两词相较，毫无疑问朱词的情感更为沉重，所感之事更为阔大。在“拙”的方面，况词的“损”字、“渐冷香如人意改”句，都难脱炼过的痕迹，不像朱词如平常说话。朱祖谋晚年词，洗尽铅华，达到一种“极炼如不炼”的境界，这一点上也比况周颐更胜一筹。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虽然只举了况周颐的一首词，但其情感、风格、语言，在整部《蕙风词》中都具有代表性，实际上与“重、拙、大”的主张相距甚远。
三
历代词史中，有几人以“伤心人”著称，其词也特受当代小清新的喜爱，即李煜、晏几道、秦观、纳兰性德、项鸿祚和蒋春霖(后两人在普通小清新中名声不著)。其共同特点，是透露出一种温柔而细腻的伤感，也就是“粗豪”词风的最反面。如前所述，况周颐词实际上也具有这种风格，可以列为第七个“伤心人”。而前述六人，在词风上大致可分为两组：一组情感更为细腻，所写往往是室内所见所闻，以具有普遍性的个人情感为主，即晏几道、纳兰性德和项鸿祚;另一组则往往掺入作者个人的身世之感，风格上也较前者更“硬”，如秦观晚年词往往凄厉，蒋春霖的一些词作(如《琵琶仙》[天际归舟])中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男女之情一齐迸发。况周颐虽也有一些感时伤事之作，但相比而言，明显还是更偏向第一组，特别是和晏几道相似。如其《蝶恋花》：
柳外轻寒花外雨，断送春归，直恁无凭据。几片飞花犹绕树，萍根不见春前絮。
往事画梁双燕语。紫紫红红，辛苦和春住。梦里屏山芳草路，梦回惆怅无寻处。
此词所用意象，如“双燕”、“屏山”、“芳草”等，均为小晏常用，置诸小晏集中，几不能辨。
郑文焯论词推崇姜夔和张炎。姜、张二人词风也不相同，姜峭拔而张圆润，但二人大体上同属一派，共同的特点是“清空”。从这个角度来讲，郑文焯的词作比较好地体现了其词学主张，特别是接近张炎。如姜、张、郑三人都擅长写秋景，写的景色较为昏暗(这一点和周邦彦有明显区别)，使用意象相对开阔;在情感上，虽也有伤心之语，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可奈何之感，而不是陈曾寿式的不甘或蒋春霖式的绝望。特别是张炎和郑文焯同为前朝遗老，故国之思，屡有体现，如郑文焯《虞美人·题燕池落花图》：
西园旧是沧波苑，几度临花宴。蓬莱宫阙总生尘，犹有一湖春色解留人。
当年湖上游仙迹，换得伤心碧。麝尘蠹粉满亭池，怊怅倚帘人去未多时。
观此词末两句，则知作者明知清王朝的沦亡已是既成事实，自己不过追忆往事，徒增惆怅而已，除此之外并不能多做什么。因此，在风格上，郑文焯的词既不像况周颐那样缠绵，也不像朱祖谋那样沉痛，而是在两者之间独具一格。
四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况周颐词浓艳、近北宋，特别是晏几道;郑文焯词清淡、近南宋，特别是张炎。对两人高下的品评，实际上体现的是重北宋(特别是宋初)还是南宋(特别是宋末)这一被反复论及的话题。晏几道和张炎都是公认的宋词大家，况周颐和郑文焯也都是公认的清词大家，两(对)人孰高孰低，如果一定要论断，背后涉及的可能是对词史的基本判断和把握。本文并不给出我本人的个人观点或偏好，而是在这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