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这一重要命题。
他指出：中国的自然条件与欧洲是相当不同的，中国不像欧洲那样气候湿润所以土地的经营便离不开大规模的灌溉设施，而大规模灌溉设施的建设和定期维护，只能是“共同体”的事业(这便是中国历代王朝定期“修河工”的原因)，这些灌溉设施因此也只能属于“共同体”。
由于土地经营必须依赖于公共灌溉设施，所以，欧洲那种绝对的土地私有制形式，在中国从根本上就是没有基础的。
因此，所谓“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就是一种“天然的共同体”形式，它“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发展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发展(日耳曼生产方式)方式的不同。马克思指出，由于中国文明诞生于干旱少雨的华北地区，所以，这就使得公共水利工程成为土地耕作的前提。于是，在中国，正是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劳动使得大的共同体(国家)得以形成，然后，在那些水利问题得以解决的地方方才派生出村落和家庭的土地耕作。
因此，正是这种自然条件使中国成为一个“天然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因此，中国的发展方式决定了：共同体乃是个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个人发展必须以共同体的维护和发展为前提，个人发展必须以融入共同体为前提。为什么中国能够维持“大一统”体制，而不是像欧洲那样长期陷入战乱和分裂呢?马克思说，这就是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
什么是中国文明乃至亚洲文明的基本特征呢?马克思概括指出：中国文明是一个“天然的共同体”。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勤劳呢?亚洲为什么会发生“勤劳革命”呢?是因为在那里，土地是“通过劳动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为什么中国会长期统一呢?则是因为在那里，灌溉渠道、交通工具是“公共劳动的结果”——而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大运河。
那么，什么是西方的“自由贸易”呢?马克思说，这就是“为了维护贱买贵卖的特权”。而什么是中国革命的实质呢?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为了维护古老的共同体”，从而不得不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而这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意思吧!
由此看来，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的人，究竟是谁呢?实际上，他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自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条马克思自己亲手开辟的道路上前进的。
如今，马克思的思路发生了一个巨变，他原本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现在，他反过来认为亚洲的革命会导致欧洲的资本主义危机。过去，他把希望寄托于欧洲的劳动者阶级，如今，他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和亚洲的革命。他预言，从今往后，不是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亚洲的革命将扮演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了。
这是天方夜谭吗?当然不是。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言是多么的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