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直隶（河北）肃宁人，形质丰伟，言辞佞利，有胆气，能担当，沉猜狠忍，凛然一大丈夫模样，实则不过市井间一无赖耳。
其目不识丁，性多狡诈，喜事尚谀，出身虽然贫贱，却喜欢寻花问柳，豪赌海饮，即使囊中洗尽，身无分文，也恬不以为意。
正因如此，乡里的无行浪子，争相与之交游。
其若偶赢得一点小钱就迷恋青楼翠袖之间，拥妓而眠，醉不归宿，家中虽有妻女，却从不过问，游手好闲，以穷日月。
按照《玉镜新谭》上的说法，这种以青楼为家，以赌饮为业的生活使他患上了疡毒，“身无完肌，迨阳具亦糜烂焉，思为阉寺，遂以此净身者。”《明史》则说：“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反正是因为胡混乱混，为生活所迫，阉割净身了。
河北人多地少，农民生活贫因，凭着畿辅之地的优势，民间多有阉割入宫“以博富贵”之人，“为人父者，忍薰腐其子”之事屡见不鲜。
阉割的人员过多，而宫中的需求量有限，供大于求，就会有很多阉割过的人沦为无业人员，只好以行乞或偷盗为生，成为了影响社会安定的闲杂分子。
初为阉人的魏忠贤也很是过了一段“敝衣褴褛，悬鹑百结，秽气熏人”的行乞生活，其“昼潜僻巷乞食，夜投破寺假息，昕夕晏如，不自为辱。”
也算他运气好，瞎混了一段时间，有幸进入某内宦府中做伙夫，做些煮饭做菜的粗活，因为会来事，懂得谀媚逢迎，得到主人的特别关照，肯替他打点，于万历十七年变名为李进忠入宫为“小火者”。
所谓“小火者”，为宦官中的最低级别的者，“执宫禁洒扫负荷之役”，负责扫地搬运。
这种生活一过就是三十多年，一个字，惨。
不过，魏忠贤竟然能保持其当年即使身无分文也恬不以为意的优良品质，一天到晚脸上挂副看着傻乎乎的笑容，“人多以傻子称之”。
难得的是，这个傻子每月领到工钱，还能豪气干云地跟人赌博。有一次，因为输了钱，被人吊在空中饿了三天。
魏忠贤生活的转折点是在万历末年，天启生母王氏“无人办膳”，缺少一个做饭的，魏忠贤有多年的做饭经历，神差鬼使，这份“美差”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说是美差，那是相对其之前做清洁工和搬运工而言，在其他人眼里，这并不是什么炙手可热的差使。
因为那时天启的父亲朱常洛还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而且王氏出身低贱，倍受朱常洛的冷落，这才出现“无人办膳”的情况。
谁也没有想到，替王氏做饭的这份工作，竟然会成为魏忠贤日后一步登天的雄厚资本。
因为这份工作，魏忠贤有机会接触到了天启小朋友，其常常以“办膳为名，于十库诸内臣如药张等，皆骗其食料，醯酱或财物、玩好，以至非时果品、花卉之类，必巧营取之，而转献先帝以固宠也”。在天启那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好印象。
另外，因为这份工作，他还有缘结识了朱常洛的心腹太监王安手下的红人魏朝、以及天启的奶妈客氏。
魏朝和客氏当时是一种“对食”关系。
所谓“对食”，原指搭伙共食。后指宫女与宫女之间，或太监与宫女之间结为“夫妇”现象。
也就是说，客氏可是魏朝的“妻子”。
魏忠贤不管，横刀夺爱，将客氏占为己有。
就是这个客氏，使魏忠贤“逾年由小火者躐进司礼监”，成了他命中的一大贵人。
客氏，河北保定府所属的定兴县侯田儿之妻，为天启的乳娘。
天启的父母一直活在忧惧中，没有什么心思照看他，是这位乳娘，让他拥有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饿的时候有人喂，哭的时候有人哄。
渐渐地，天启有一天看不见客氏都不行，而客氏也把天启当成了自己的心肝儿疼着宠着供着。天启一年年长大，不用吃奶了，客氏就义不容辞地担任他的保姆。
而按照宫规，皇子六七岁，保姆就必须出宫了，可天启离不开客氏。
这时的客氏是一个很称职的奶娘、保姆。
她照顾天启可谓无微不至，凡“起居烦躁，温饥暖寒”，都“业业兢兢，而节宣固慎，艰险备尝”。
大明宫内，皇子皇孙满百日就必须剃发，一连剃到十多岁才能留发。这事儿本来由专门的“篦子房”来管，但客氏事必躬亲，每年都由她亲自给天启剃发，非但如此，她还很小心地把天启的胎发、疮痂、落齿、指甲，都收集好，用帕子包起来，珍藏在一个小匣子里。
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保姆啊！
不过，客氏入宫的第三年，她的丈夫病逝，她的生活就开始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丈夫死了，她出入宫中的次数更多，行踪诡异，个中缘由，无人得知。
和谐画面已被破坏。
客氏出入有数十名穿红蟒衣窄袖的太监在前面步行引路，“老祖太太千岁”的呼声不绝于耳，八抬大轿，轿前轿后有数百人随行，相随灯烛两三千支，轿前提炉数对，燃沉香如雾，“呼殿之声远在圣驾游幸之上，灯火簇烈照如白昼，衣服鲜美俨若神仙，人如流水，马若游龙。天耶！帝耶！都人士从来不见此也！”
客氏既有这种权势，自然是宫中太监趋之若鹜的追求对象。
魏朝捷足先登，将她猎取为与自己“对食”的女人。但魏忠贤仗着自己优势，成功挤走了魏朝，获取了客奶妈的芳心。
魏忠贤的优势就是：“虽腐余，势未尽。”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魏忠贤虽然做了阉割手术，但手术做得不彻底，还有那方面能力。
是的，还有读者都懂的那方面能力。从此“客氏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
魏朝刚发现客氏另有所爱那阵子，哭啊闹啊，甚至找魏忠贤论理，史料记载两人经常“醉骂相嚷”。
有一次深夜，又闹起来，闹得惊天动地，惊动了天启。
天启将他们召到跟前，“并跪御前听处分”，当他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就命人找来客氏，对她说：“尔只说，尔处心要著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
客氏羞答答地一指魏忠贤。
好，那就是他了！天启双手合击，当众宣布，以后谁也不得干涉客氏和魏忠贤两个人的生活。
从此，魏忠贤“始得专管客氏事，从此无避忌矣”。
魏忠贤是天启童年的玩伴，老熟人，本来就深得天启喜欢，其既得客氏，就“表里为奸，事权一旦把握”了。
天启执政的日子里，他对朝内那批自命不凡的文臣看不下去。
这批文臣在暗中拉帮结派，每天都在为了争吵而争吵，争吵的内容大都是对人不对事，因为反对某人，只要是这个人的观点，不管是对还是错，都必须反对。
可是，这些文臣的自我感觉良好，丝毫没觉察到天启的愤怒。
特别是东林党人，一个个人五人六，牛气哄哄。
魏忠贤曾经主动向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如赵南星、刘一璟、周嘉谟、杨涟等人示好，给他们送钱送物，并在公开场合高声赞扬东林党人的为人行事。
可是这些清高的东林党表现得很不屑，一口一句“魏阉”，将送上门的礼物悉数退回，要上门拜访，直接用棒子轰。
东林党人的这种做法，造成的恶果就是：“阉党”从此横空出世。
魏忠贤对东林党人死了心，在天启有意无意的支持下，将周嘉谟、刘一燝、孙慎行、邹元标等重量级朝臣驱逐下台，而援引顾秉谦、魏广微等人入阁，成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阉党”。
看着“阉党”的壮大，天启有了一个大胆而疯狂的计划：借助“阉党”的力量，逐步替换掉现有的文官班子，重新组建一套班子。
我不便出面处理的事，魏忠贤，你来吧！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魏忠贤以结干亲拜把子的方法，在朝廷中遍植势力，使得浙、齐、楚、宣、昆各党派的党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以与东林党抗衡。
一时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在高层文武官员中出现了有名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嫡系群体，此外，还有“二十孩儿”、“四十猴孙”、“五百义孙”，彻底控制政局，摇身成为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岁”。
对这个“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天启并没显示出太多诸如“尾大不掉”的担心。
因为，他十分清楚，魏忠贤本质上对自己非常忠诚，虽然有凶狠残忍的一面，但内心怯懦，胆小，受不得惊吓。
事实也是如此，杨涟要上书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吓得体弱筛糠，两腿发软，像个受了委屈的妇人一样，跑到天启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泣。
这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表现吗？难道是装的？然而结合史料记载的整个魏忠贤事迹，的确不像装的。
怯懦、恐惧缠绕了他，结合一些些伪装。
那天，魏忠贤把杨涟那封弹劾有自己二十四条罪状的奏疏上呈给天启，战战兢兢地安排掌印太监王体乾负责念，又郑重其事地请出客氏在旁边，动用她那些三寸不烂之舌替自己打掩护。
一方面，王体乾的念读掐头去尾，去重就轻，“多方曲庇之”；一方面，客氏絮絮叨叨地在一帝“弥缝其罪戾，而遮饰其回里”。
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
天启的心里雪亮得跟明镜似的，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尔闻言增惕，不置一辨，更见小心。”再无下文。
魏忠贤畏惧天启，却又必须依赖于天启，他希望大靠山天启长命百岁。
偏偏，天启却是一个短寿之人。
天启五年五月十八日（1625年6月22日），天启和两名宦官在西苑（今中南海）划船游玩，水面忽然狂风大作，船翻了，落水。
虽然被救起来，但从此身子落下了病根，经常咳嗽、气喘，一蹶不振。
断断续续，撑了两年，天启七年的五月突然转重，从五月初挨到八月中旬，眼看就要挂，魏忠贤和客氏慌了手脚了，天要塌了。
天启的皇后妃嫔为他生下“皇子三位，皇女二位，皆保卫不得法，以致婴年薨夭，良可悲痛”。
天启一旦驾崩，连个继位的子嗣都没有，怎么办？
虽说自己有义子、义孙无数，但毕竟没一个是亲生的，现在自己也年纪一大把了，整这么大，先不说成功不成功，就算成功了，百年之后这皇位也不知传给谁合适。
唉，这天启死得太不是时候了，人家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快不行了，魏忠贤大急，满头大汗地连使十余人传呼时任兵部尚书的崔呈秀，说是有要事相商。百官相顾错愕，攘臂大呼道：“如果有公事相商，就应该公开由大家一起本记，天下事岂是崔呈秀一人所可擅与耶？”
在这种情形之下，崔呈秀做起了缩头乌龟，不敢应命。
崔呈秀不来，魏忠贤就显出了其傻子的本色，没有了主意。
那边的张皇后不敢怠慢，趁着丈夫还清醒，力劝他赶紧传位给信王朱由检。天启一共有七个兄弟，夭折了五个，现在，就只有他身边就只有五弟朱由检了。天启也知道自己留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必须做出决定。
他听从了张皇后的劝告，最终认定将皇位传给五弟朱由检是最好的选择，命五弟入内。
朱由检怀惴着心事来了，忐忑不安。
天启倚靠在病榻上，远远看见五弟来了，挣扎着要起来，嘴里说道：“来！吾弟当为尧舜。”尧和舜是传说中的贤君，天启这么说，等于是宣布了将帝位传给了朱由检。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驾崩，张皇后马上传旨，令司礼监派人迎信王入宫。
中午时分，朱由检被迎进文华殿，文武百官前来拜见，并上表劝进。朱由检再三推让，直到下午太阳平西，朱由检才同意即位。
内阁提出了四个年号，分别是：“乾圣”、“兴福”、“咸嘉”、“崇祯”。
朱由检认为，乾圣，乾为天，圣字压力太大，自己担当不起；而福兴寓中兴之意，自己以难以胜任；咸嘉，咸字右边有一‘戈’字，而现今国事维艰，生灵涂炭，息止乾戈是当务之急，故咸嘉也不可取；最终选择了崇祯。
崇祯，从此也成了后人对他的代称。
尽管天启曾经叮嘱过：“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也。”而崇祯本人也是由魏忠贤派人迎他入宫的，可是，他对魏忠贤始终警觉有加。
他觉得，魏忠贤就是一条毒蛇，对待毒蛇，绝不能心慈手软，否则，你将会葬身蛇腹。
入宫的时候，他悄悄藏了一些干粮在袖中，“不敢食宫中物”；当晚，“秉烛独坐”，不敢稍有懈怠。
事后证明，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崇祯对付他的方法是温水煮青蛙，想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死去。他的亲信被崇祯一个个地赶走了，他还在那儿巍然不动的看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仿佛，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这样，他终于等来了崇祯叫他滚蛋的那一天。
走的时候，他也不是特别沮丧，虽然不能在京城呆了，可手里头不是还有很多钱吗？！他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车队，将自己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打包，浩浩荡荡，拉了十几里路，趾高气扬地启程。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了，魏忠贤至始至终都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如果不是历史的恶作剧，如果不是因为他遇上了天启，他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势呢？！
对付他，崇祯从头到尾都没遇上到哪怕一丁点儿的反抗，要说有，也就是私下里的一些牢骚话、怨言——当然，这样的反应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家该有的。
崇祯一直担心他会有什么厉害的后着，所以丝毫不敢大意，小心翼翼地走好每一步，等他动身离京，在去凤阳的路上，才追发处死他的命令。
崇祯之所以这么做，是担心在京城发难会触发起他的反弹，而事实上，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
魏忠贤知道了是崇祯要他死，只是长长叹了口气，就乖顺得不能再乖顺地上吊了。
整个除阉过程波澜不惊，乏善可陈。
没有起伏、没有斗争、没有惊心动魄，一切都那么水到渠成，顺其自然。
魏忠贤一死，客氏也遭到了最后的清算，“发净乐堂焚尸扬灰”，落了个锉骨扬灰的下场。
应该说，大明政府在魏忠贤之流的合力摧毁下，已经千疮百孔，崇祯要将之起死回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句话，魏忠贤并不是什么可怕或强大的对手，可是，铲除了魏忠贤，崇祯变得极度自信，极度迷恋自己的能力，最后变得自负、刚愎自用，将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明帝国带入了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