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降临，不仅慈禧成为全民公敌，封建黑恶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厄运，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为主角的电影《清宫秘史》。
【一】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回里，借贾雨村之口说过这样的话：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画家黄中羊作品《慈禧与四个御医》——他们不能朝太后脸上看一眼，也不能触及太后的皮肤去把脉。
慈禧到底算是“大恶者”，还是正邪两气在人间的交汇，兼有善恶，像曹雪芹所说的，“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恶者”，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让山河破碎，让百姓受难。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上海租界的报纸天天刊文，慈禧几乎被唾沫淹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一书中说：“此等论说，显为在逃党人之所鼓动。”([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4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清宫秘史》剧照
辛亥革命的当口，出于号召革命的需要，革命党把火力直指满族政权，“排满”成为革命最显著的招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则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而慈禧，无疑成为满族政权最邪恶的化身。这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的延续，无疑与现代革命观念相抵牾，这种民族主义冲动，模糊了革命者建立共和平等政治的目标。
“文革”降临，不仅慈禧成为全民公敌，封建黑恶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厄运，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为主角的电影《清宫秘史》。可见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她本人的想象。这部影片由唐若青、周璇、舒适等主演，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拍摄，1950年在内地上映，到1967年，却因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而闻名全国，也为打倒刘少奇提供了一把利器。有意思的是，这一年，“北京革命群众”集会批判《清宫秘史》及其吹捧者，地点正是在紫禁城的正门——午门广场上。
“文革”终于结束了，但慈禧并没有休息，这一次她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靶心。1977年1月18日，“祸国殃民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罪行展览”在乾清宫东、西庑开幕，展品1018件，展览面积1015平方米。此时的慈禧太后，已不再是“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同伙”，而成了“红都女皇”的化身。为写此文，我从故宫博物院的档案库里，找出了当年的展览档案，包括展览筹备意见、解说词(手稿和打印稿)等。其中，《关于筹备慈禧罪行展览开放工作的意见》这样写道：
“在当前举办慈禧罪行展览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有助于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尤其是揭露野心家江青梦想当女皇帝而吹捧慈禧的罪行。这样一个展览只能搞好，这个展览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看这个展览的内容、展品的选择，文字的说明但是有没有生动有力地口头讲解，也是条件之一，否则也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尤其像关于慈禧罪行这样的展览，如果不注意口头宣传，有可能产生付(副)作用，甚至成为对慈禧的颂扬或只是满足部分观众的好奇心，这样就不能达到展览的预期效果。”(《关于筹备慈禧罪行展览开放工作的意见》，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36z。)
展览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那拉氏是个权欲狂”，分成如下几个小节：
“八大臣辅政，那拉氏心怀不满”“策划于离宫，点火于北京”“为搞政变，夺取兵权”“利用历史，大造舆论”“政变成功，粉墨登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成年，慈禧假交权”“立小傀儡，为掌大权”“心毒手狠，独自专权”“囚禁光绪，公开训政”;
第二部分“那拉氏是个卖国贼”，分成如下几个小节：
“那拉氏一上台就加紧勾结帝国主义”“那拉氏在中法战争中的卖国罪行”“那拉氏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卖国罪行”“八国联军的侵略和那拉氏的卖国罪行”“签订辛丑条约，彻底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那拉氏在日俄战争中的罪行”“那拉氏崇洋媚外的丑态”“那拉氏出卖了我国大量主权”;
第三部分“那拉氏是个刽子手”，分成如下几个小节：
“那拉氏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那拉氏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罪行”“那拉氏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罪行”“那拉氏镇压戊戌变法的罪行”“那拉氏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罪行”;
第四部分是“那拉氏是个吸血鬼”，《讲解稿》指出：“那拉氏集中了一切剥削阶级贪得无厌、荒淫糜烂的本性。……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只能卖儿卖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那拉氏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达到了极点。”(《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23z。)
第五部分是“历史车轮不容逆转”，讲解员器宇轩昂地说：
“在那拉氏掌权的半个世纪中，我国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瓜分得支离破碎，糟蹋得不成样子。看，(指照片)他们疯狂镇压我国人民革命，枪杀我无辜人民，强占我领土。这个时局图是当时的一张漫画：黑熊代表沙俄，强占我东北大片领土;狮子代表英国，占据长江流域;蛤蟆代表法国，占据两广和云南;太阳代表日本，它控制着福建，并霸占着台湾;老鹰代表美国，它恶毒地抛出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侵略政策。……”
“同志们，历史就是一面镜子，那位氏统治的四十多年，把我们国家糟蹋得不成样子，如果王、张、江、姚四人帮的阴谋得逞，我们国家就会很快走上历史的老路，劳动人民就要重吃二遍苦，重爱二茬罪。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23z。)
1980年，国内重印民国小说家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在出版说明中，也对慈禧做出这样的定义：“慈禧太后是清代末期的‘女皇’，她专制顽固，阴险狠毒，穷奢极欲;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卖国以求存身。她的一生祸国殃民，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灾难和耻辱，至今犹为人民所痛恨和唾骂。”“《慈禧太后演义》一书……剖析了慈禧太后这个封建王朝没落阶段的最高统治者的腐朽本质，和她违抗历史潮流，螳臂当车的阴暗心理;揭露了她善搞阴谋的卑鄙伎俩，以及朝廷宫闱中争权夺利、荒淫无耻的生活。”(见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第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死后的慈禧，从一个审判台押赴另一个审判台，被一次次地鞭尸。
慈禧的面貌，就像京剧里的脸谱，在经过一次次的涂抹之后，最终定型了。她在以后的艺术作品中现身，无论是刘晓庆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卢燕演的《末代皇帝》，还是吕丽萍演的《1894——甲午大海战》，都是标准的反派。
但是，那张经过了一次次涂抹的面孔，已经不再属于慈禧本人。
【二】
坏人也是人，犹如坏女人首先是一个女人。不久前，我看了一部德国电影，叫《帝国的毁灭》。这部以希特勒为主角的影片，讲述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后12天。这部影片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几乎颠覆了我们对于希特勒的固有印象，片中的希特勒不再是那个不断咆哮的战争狂人，而被塑造成了轻声细语的“做梦者”。
影片中，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事斯斯文文的领袖。当秘书打错了字或做错了其他什么事，希特勒总能宽大为怀;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是一个对狗有着深情厚谊的人;他多愁善感，不让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他不忍看到花朵凋谢。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依据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琼格的真实回忆《直到最后时刻》。
这部影片2004年9月在德国上映后引起极大争议，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恶魔，是否有必要拿他当人看?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上甚至同意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但无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这部影片无疑都是一个进步。坏人也是人，他们所谓的“坏”不是与生俱来的。出于义愤地声讨“坏人”，这无疑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样的声讨，容易使人放弃了探究的职责。
在20世纪的革命话语中，慈禧早已被定性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在这样情况下，对她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究，都会被视为扰乱视听。然而，本文的主旨，并非为谁“辩护”或者“翻案”，更非滥用同情心，而是试图恢复历史的真貌，让历史人物自身的复杂性穿透那些简单化、平面化的意识形态表述，重新浮现出来。历史学被视为一门科学，本质即在于求真，假如将历史简单化、平面化，岂不与革命者所信奉的唯物辩证法相违背，陷入了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形而上学?
在为本文搜寻资料的过程中，我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档案中，找来了加拿大学者邝兆江先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一文的底稿，读之，颇有不谋而合的兴奋。现照抄几段，算是为自我提供一个佐证：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对慈禧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反响。从此国人对慈禧的评价贬多于褒，立场与一些清末外人迥异。康、梁没有见过慈禧，言辞间难免夹杂主观之辞。康格夫人、卡尔、华士等外人则同慈禧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他们的言论，姑且勿论如何主观，流于片面，至少还有亲历的经验作为根据。他们都说明，慈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表现雍容、优雅、体贴、慷慨、慈惠的一面。这不像是慈禧专为讨好外人伪装出来的模样。”
“任何读过同治、光绪两朝重臣翁同龢日记的人，都会察觉翁笔下的慈禧，性格确有阴柔、祥和、甚至软弱的一面，与外人的记述吻合。若通以阴谋视之，谓都是慈禧处心积虑炮制出来的假象，那么她需要的耐力和瞒天过海的本领，能否数十年如一日，丝毫不露破绽?……人性本来复杂，是善是恶，一直是中外哲学家、宗教家争论不休的课题。史学研究着重多元脉络的探索，个人禀赋、家庭背景、成长过程、日后际遇、社会政治环境、时代思潮等因素，错综复杂，耐人寻味，很难三言两语表述清楚。了解不等于认同，解析不等于维护，当实事求是地全面探讨慈禧的一生时，这是不宜忽略的基准。康、梁只知抹黑，未必就能掌握事实的真相。外人对慈禧的颂扬，虽或失诸偏颇，却有一定的备忘意义。”
“往者已矣，慈禧去世、清朝覆亡已经多时。对慈禧的历史评价，似乎已早有定论。其实，离开了正邪、善恶、好歹、是非等一般认识范畴，尚有辽阔的灰色地带需要探索、审视、勘定。”([加拿大]邝兆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20001705z。)
随着世事的流变，在故宫博物院后来关于慈禧的展览中，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点点消散了，变成客观、平静的中性叙事。1999年，故宫博物院在日本神户、横滨、名古屋、福冈、大阪等地举行“慈禧太后生活文物展”(2000年始又赴四川省多地展出);2000年，故宫博物院在四川自贡举办“慈禧生活艺术展”;2006年，故宫博物院举办“慈禧太后与末代皇帝展”，单从题目上看，曾经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已经转化为中性的历史叙事。我找出当年的展览目录，发现里面包含着指甲套、把镜、梳具、化妆盒、胭脂盒、粉盒这些细小的用品，还原出一个女人生活的唯美与精巧，让我想起福楼拜笔下的爱玛，那么的爱慕虚荣，然而，读完她的悲剧，又有谁敢沾沾自喜?
作者：祝勇，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辛亥》总撰稿，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